吳克儉局長：
日前報章引述閣下的說法：「看不見有任何理由需要撤回國民教育科。」就閣下這個公開的聲稱，本人特冒昧修函向閣下就教，以下是本人看見，但閣下可能看不見，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以下簡稱《指引》）裏面，出現的部份錯失與偏差。
我想閣下亦會同意，《指引》的首要教育目標，就是培養香港公民的「國民身份認同」，但是《指引》的最根本的偏差，我個人認為就是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基礎上，作了錯誤的界定。《指引》把香港國民身份認同建基在的一種「同根同心」、以地緣及血緣為本的族裔本位基礎上。當然，閣下可能追問，這樣的一種本是同根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又有何偏差之處呢？我的回應就是，它與香港特區所處的時、空及制度脈絡不單止格格不入，而且更可能導致香港社會制度出現種種的矛盾與扭曲。
首先，我們只要把這種「同根同心」、族裔本位的身份認同放置在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制度脈絡內，我們就會明白《指引》在這方面的偏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開宗明義地就界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緊接這個界定，序言更強調：「在維護民族團結的鬥爭中，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由此可見，《指引》鼓吹的一種族裔本位的國民身份的認同基礎，根本上就是「政治不正確」。國內所有小學生均會知悉，中國是由56個民族所組成，其中除漢族外，55個均屬少數民族。因此，我們只需要想像一下，若把特區國民教育科這種族裔為本的國民身份認同課程拿到中國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去推行，例如新疆或西藏，並設想一下可能產生怎樣的「教學果效」？我們就自然明白，這種建基在族裔本位的國民身份認同的課程理念，是完全不符合今天的中國國情。
其次，若我們把這種族裔本位的國民身份認同的理念，放置在更廣闊的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脈絡內，我們就更容易明白《指引》在這方面的錯失與偏差。事實上，近代多位中國歷史大師（包括呂思勉、錢穆、羅香林、許倬雲）均清楚指出中華民族是由多個族裔群經過幾千年的交往與衝突而漸漸形成的一個 ――費孝通教授稱之為――「多元一體的格局」；中華民族這個多元一體的格局的整合與團結的基礎，就是透過長年累月的經濟、文化、社會、政治的互動以至互利的交往而累積起來的，而不是一些狹隘的地緣、血緣、族裔本位的原生因素所造成。因此，我們就更不理解，為何《指引》會把香港特區國民的身份認同，建基在現時的一種基礎上，這根本就與歷史事實不符，同時更只會對「多元一體格局」的中華民族的維繫與延續製成障礙與扭曲。
最後亦是最重要的就是，當我們把這種狹隘的族裔本位的國民身份認同，放置在今天香港這個號稱是國際大都會的經濟、文化、社會脈絡內，我們就更不可能不察覺《指引》在這方面的偏差。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香港社會的運作及團結的基礎，一直是一種互相包融、同舟共濟的多元文化主義；換言之，不分族裔、不分宗教信仰、不分語言文化，均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各自追求理想，這樣一種多元文化的社群主義才是香港公民身份的認同基礎。再者，我更有必要向局長閣下指出，《指引》所強調的一種族裔本位的國民身份認同，極可能對本港現時在學的二萬多位非華裔的兒童，造成一種疏離及被邊緣化的感覺。很明顯，這樣的一種國民教育的果效，是絕對不利於香港社會的內部整合與團結。
此外，本人亦想指出，局長閣下與教育局官員曾一再强調，《指引》的諮詢稿是「經過2011年5月至8月四個月的公開諮詢，考慮了各界的意見和千多份意見書」 ，因此，在這樣廣泛而充份的諮询下，是沒有撤回《指引》的理由。但事实上，以上為期四個月的充份諮詢的理據，只適用於識中文的香港公民，因為英文版的《諮詢稿》其實是遲至2011年7月29日才上載上網，換言之，對不識中文的香港公民來說，他們被諮詢的時間就只有5星期，只及識中文的香港公民的不到三分之一。因此，我就必須質問，這群不識中文的香港公民是否因為不符合「同種同文」的族裔本位的國民身份，就獲得如斯不平等的待遇？我想閣下可以向你在行政會議的同僚林煥光先生請教，這種不平等的諮詢方法是否有違反法律？同時，這種不公平的諮詢過程而製作出來的《指引》，又是否有撤回作重新諮詢的必要呢？
曾榮光
2012年8日11日
原文:香港電台 香港家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