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回歸15年來，與內地交流的活動日增，但規範化的國民教育卻不足，一場「反國教」運動更弄得滿城風雨。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強調，身為中國人必須愛國，而香港自由氣息濃厚，根本不可能出現所謂的「洗腦」，她建議特區政府重新把中國歷史課程納入為必修科，讓新一代有根有基認識國家的發展。
范太：一直支持國民教育
國教風波在紛紛擾擾中落幕，范太坦言，一直支持國民教育，但不幸是上屆特區政府以通識教育模式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課，即沒有課本可依循，校方及老師只能自行編制教材，「如果說到1949年後的近代史，不少都是敏感話題，怎能要求老師自行掌握呢？老師亦很擔心被人誤會想把自己一套思想影響學生」。
倡內地考察 了解國家發展
范太建議，特區政府應恢復將中國歷史列為必修科，而教授內容則至1949年為止，以後的內容可留於中學或大學階段探討。她堅信中國人理應學習中國歷史，「當年我在港英年代就讀於教會學校，中國歷史是我的必修科，但香港回歸後，中國歷史竟成為了選修科」。據她理解，香港七成學校尚有教授中國歷史，只有三成改為世界史或通識教育，故此要把中史重新納入為必讀內容並非難事。同時，應鼓勵青年人參與有關的課外活動及內地教學團等，親身了解國家史實及起伏發展。
就所謂「洗腦」的質疑，范太亦強調，香港自由氣息濃厚，資訊發達，「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宣傳是格格不入，無可能成功。大家可以放心，說這樣會對年輕人『洗腦』，是極之困難的」，又指自己理解有些人不喜歡共產黨，但也不能否認共產黨在這60年來，把中國從一窮二白，發展到今天全面小康在望。
原文﹕ 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2012/12/04/HK1212040035.htm
2012年12月4日 星期二
2012年11月29日 星期四
從黑奴歷史看國民身份認同
上文提及，非洲的黑奴歷史雖然已年代久遠，但仍然對現今非洲各國的發展有深遠影響。
可能有人會質疑，在政治世界裏一個星期都嫌長，數百年前發生的事更沒有可能對現在有任何影響。這個質疑並不是沒有理據，但哈佛大學的Nunn 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從很多不同的角度證明數百年前的黑奴歷史對現在非洲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均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他在一篇研究指出，在世界很多地方，地勢平坦和靠近海岸或河流都是一些利好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最早的文明古國都是先在當地主要河流附近地域開始發展的。
有趣的是，這個定律在非洲大部分地區都不成立，很多非洲近海和地勢平坦的地方，其經濟反而落後於其他地方。
Nunn 的解釋是，在非洲被黑奴商販開發之前，沿海地勢平坦的地區是人口密度比較高的繁華之地，但亦因為這樣，那些地方亦是搜捕黑奴的集中地，導致現今的經濟發展滯後於其他地方。
對政府欠信任礙施政
至於為何數百年前的歷史事件有這麼深遠的影響？他在另一篇研究便指出，黑奴部分的來源是部族間戰爭的戰俘，但有一部分是來自同族人的偷呃拐騙，後者令很多非洲的部族內經常人心惶惶，甚至族人間互相猜疑。
Nunn 認為，這種猜疑的文化像很多其他的文化一樣，以父傳子、子傳孫的方式世代相傳。結果他利用一個涵蓋接近20 個非洲國家的問卷調查發現，住在那些曾被大量搜捕黑奴地區和部落裏的人，他們對很多人（包括同族人和異族人）和事（包括政府和司法制度）的信任程度，都比其他地方的人為低。
相信有留意特區政府新聞的各位讀者都會同意，無論是對人、對政府，還是對司法制度的信任，都會對一個政府的施政及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受黑奴歷史影響的文化當然不止一樣。筆者從一位明尼蘇達大學研究院同學的一份研究便發現，因為美國當時的農業需要大量勞力，因此從非洲輸入大量男性勞工，直接令非洲（尤其是最接近美洲的西非）男女比例失衡，長期女多男少，令當地一夫多妻制十分盛行，這種文化亦世代相傳至今。
以上所見，縱然久遠，但歷史仍然可以在多方面影響現今社會的發展。這對我們香港人有什麼啟示？
中港文化差異引發
最直接的是，多讀歷史，尤其是中國歷史，絕對有助我們理解現在的社會。從這個角度看，一個沒有洗腦成分的國民教育是有其價值的。最少，我們可以嘗試從歷史的角度理解為何很多香港人都不以身為中國人自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引發香港人的移民潮，到回歸後自由行令中港關係日益緊張，香港人都似乎十分抗拒中國人的身份，最近香港大學所作的一份民意調查更顯示，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感，已跌到近12年的新低。
從網上的言論來看，很多香港人對國人身份的最大抗拒是基於文化上的差異，尤其是誠信和對人的尊重。在很多香港人眼中，內地很多東西都可以是假的，假酒、毒奶粉或坑渠油等，你能想像得到，甚至是想像不到的都可以是假的。買了一個假的Louis Vuitton 最多有一種受騙的感覺，但小朋友吃了毒奶粉卻可能影響終生健康。
這些文化上的差異，有部分是由於法制的不健全，但又有沒有一部分是起源於中國近代的鬥爭歷史如文化大革命？
References ︰ Dalton, J., and T.
Leung. （2012） ︰ 「Why is Polygyny More Prevalent in Western Africa? An African Slave Trade Perspectives,」working paper.
Nunn, N., and P. Giuliano. （2012）︰ 「Ruggedness︰ The Blessing of Bad Geography in Africa,」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4（1）, pp.20-36.
Nunn, N., and L. Wantchekon.
（2011）︰「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7）, pp.3221-3252.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梁天卓
原文: 信報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570&cat_id=7&title_id=560695
可能有人會質疑，在政治世界裏一個星期都嫌長，數百年前發生的事更沒有可能對現在有任何影響。這個質疑並不是沒有理據，但哈佛大學的Nunn 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從很多不同的角度證明數百年前的黑奴歷史對現在非洲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均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他在一篇研究指出，在世界很多地方，地勢平坦和靠近海岸或河流都是一些利好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最早的文明古國都是先在當地主要河流附近地域開始發展的。
有趣的是，這個定律在非洲大部分地區都不成立，很多非洲近海和地勢平坦的地方，其經濟反而落後於其他地方。
Nunn 的解釋是，在非洲被黑奴商販開發之前，沿海地勢平坦的地區是人口密度比較高的繁華之地，但亦因為這樣，那些地方亦是搜捕黑奴的集中地，導致現今的經濟發展滯後於其他地方。
對政府欠信任礙施政
至於為何數百年前的歷史事件有這麼深遠的影響？他在另一篇研究便指出，黑奴部分的來源是部族間戰爭的戰俘，但有一部分是來自同族人的偷呃拐騙，後者令很多非洲的部族內經常人心惶惶，甚至族人間互相猜疑。
Nunn 認為，這種猜疑的文化像很多其他的文化一樣，以父傳子、子傳孫的方式世代相傳。結果他利用一個涵蓋接近20 個非洲國家的問卷調查發現，住在那些曾被大量搜捕黑奴地區和部落裏的人，他們對很多人（包括同族人和異族人）和事（包括政府和司法制度）的信任程度，都比其他地方的人為低。
相信有留意特區政府新聞的各位讀者都會同意，無論是對人、對政府，還是對司法制度的信任，都會對一個政府的施政及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受黑奴歷史影響的文化當然不止一樣。筆者從一位明尼蘇達大學研究院同學的一份研究便發現，因為美國當時的農業需要大量勞力，因此從非洲輸入大量男性勞工，直接令非洲（尤其是最接近美洲的西非）男女比例失衡，長期女多男少，令當地一夫多妻制十分盛行，這種文化亦世代相傳至今。
以上所見，縱然久遠，但歷史仍然可以在多方面影響現今社會的發展。這對我們香港人有什麼啟示？
中港文化差異引發
最直接的是，多讀歷史，尤其是中國歷史，絕對有助我們理解現在的社會。從這個角度看，一個沒有洗腦成分的國民教育是有其價值的。最少，我們可以嘗試從歷史的角度理解為何很多香港人都不以身為中國人自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引發香港人的移民潮，到回歸後自由行令中港關係日益緊張，香港人都似乎十分抗拒中國人的身份，最近香港大學所作的一份民意調查更顯示，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感，已跌到近12年的新低。
從網上的言論來看，很多香港人對國人身份的最大抗拒是基於文化上的差異，尤其是誠信和對人的尊重。在很多香港人眼中，內地很多東西都可以是假的，假酒、毒奶粉或坑渠油等，你能想像得到，甚至是想像不到的都可以是假的。買了一個假的Louis Vuitton 最多有一種受騙的感覺，但小朋友吃了毒奶粉卻可能影響終生健康。
這些文化上的差異，有部分是由於法制的不健全，但又有沒有一部分是起源於中國近代的鬥爭歷史如文化大革命？
References ︰ Dalton, J., and T.
Leung. （2012） ︰ 「Why is Polygyny More Prevalent in Western Africa? An African Slave Trade Perspectives,」working paper.
Nunn, N., and P. Giuliano. （2012）︰ 「Ruggedness︰ The Blessing of Bad Geography in Africa,」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4（1）, pp.20-36.
Nunn, N., and L. Wantchekon.
（2011）︰「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7）, pp.3221-3252.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梁天卓
原文: 信報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570&cat_id=7&title_id=560695
2012年11月22日 星期四
練乙錚: 獅龍何需打壓 國教要如是搞
【信報】上周二絀文刊出後，有讀者來郵與筆者商榷「分離意識止於民主」之說。我們談論的分離意識，以及有關的民族自決，指的是長期受壓迫的民族的一種求解放的心態和要求。先前說過，「民族」指的是有共同語言、聚居一地、自成一體而與周邊其他地區在經濟上、心理特徵上都有明顯差異的群體。前文說的「分離意識止於民主」，有此特定意境。
獨立意識和分離主義
先看一個活生生的事例，以便釐清一些概念。前不久，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得勝，過後沒幾天，出現一個「分離運動」；先是南方路州、德州等的一些保守派發電郵到白宮網址要求批准獨立，繼而五十個州都有共和黨泛紅支持者響應，簽名總人數達七十萬，十分熱鬧。不過，這些「分離主義者」，單從「聚居一地」那個要素看，便知構不成一個民族：論地區分布，藍紅相交錯，便是同在一個家庭裏的成員，這次總統大選投票投哪個，也常有分歧。
然而，更重要的是，這個運動，橫看豎看都不像是受壓迫社群的反抗行為，而只不過是有些選民，包括一些如地產大亨Donald Trump的那種人，選輸之後鬧着出點氣的東西；下一回大選，要是他們贏了，莫說要分離，就算打死也保管不會跑（德州比較泛藍的el Paso市隨即也有人發起聯署，說如果德州獨立，el Paso就馬上從德州獨立出去；那就更搞笑）。
再看一個比較嚴肅的例子。美國歷史上南北戰爭時期的分離主義很嚴重，好像也是在民主體制之下出現的呀，那又怎麼看？那時候的美國南方，說不上是一個受北方壓迫、要起來反抗的群體住域；相反，當時南方要分離，是因為該地處統治地位的白種人要擺脫聯邦政府，以維持他們對當地有色人種的奴役。因此，美國南北戰爭的事例，也不符合上面第一段指定的討論意境。
其實，看深入些，在南方，真正有理由要搞分離的，是受壓迫、沒有民主權利的黑人。但是，他們根本沒有組織起來搞分離的條件，於是只能個別往北方跑，可幸從南到北都有善心人沿途為他們提供方便；此所謂的「地下列車」，正正是美國歷史上受壓迫者的一個分離主義實踐。其後，南方的白人政權戰敗，黑人不再當農奴家奴；幾年之後，憲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通過（統稱「內戰與重建修正案」），黑人得到平等政治權利，開始生活在民主體制下面。此後，儘管社會上很多方面的種族歧視遠未消失，分離主義時有出現，但始終不成為黑人社群裏的主流意識。
另一個反例似乎是蘇聯解體、東歐民主化之後，斯洛伐克與捷克的分離。之前，在蘇共傀儡政權統治下，捷共佔據權力主體，斯洛伐克人常受壓迫，早已產生強烈的分離意識，故蘇共一解體，民主根本未有時間發揮作用，分離便成為事實。然而那可說是歷史上最平和、最善意的分離，雙方都認為是一件美事；分離之後，兩個民主化了的國家彼此之間的關係亦十分好。
確切點說，民主能根除民族壓迫引致的獨立行為，但不一定能消弭其他原因引致的分離意識；那好比完善的法治並不能阻止一些憤怒的人行兇，卻能保證不會有人因為得不到社會公平對待，申冤要靠暴力。
發生在聯合王國的蘇格蘭分離主義運動又如何呢？那個運動有三百年歷史。在民主體制下，蘇格蘭逐步取得愈來愈多的自主權。1998年，聯合王國通過《蘇格蘭法》，賦予蘇格蘭組織自己的議會的權力，只要求該議會不違反聯合王國及歐洲議會通過的人權法。聯合王國已經同意，2014年蘇格蘭將進行只在境內居住人士參與的獨立公投。公投將有一至四個選項，獨立或保持現狀或是其中兩個，另一個可能是「DevoMax」（即maximum devolution，權力的最大限度下放，指的是完全自治之餘，蘇格蘭只按比例負擔國防和外交的開支；亦稱聯邦制選項）。
近年的民調顯示，蘇格蘭境內支持徹底獨立的人數已下降至四分一以下，支持DevoMax的，則上升至四成以上，其餘則是「取得更多權力下放而留在聯合王國」或「保持現狀」的支持者。可見，按民主要求給予蘇格蘭人真正高度自治，獨立方案或分離主義的市場就自然萎縮。
北京要香港長治久安，不妨參考上述英國的例子。到那一天，香港政制徹底民主化了，高度自治實現了，大陸政治上也穩步開展改革開放文明化，則再加上大陸經濟發展能提供予港人的物質誘因，有人要在香港搞獨立公投也絕對無妨，更何懼區區幾支獅龍旗？
大陸人和香港人
香港絕大部分人沒有「離中傾向」，卻有不同程度的「拒北意識」，不希望大陸過分影響香港，這包括很多愛國人士、左派當權派等在內。拒北意識較濃的，還可冠以「拒共」、「反赤化」等名稱，亦相當普遍，近年更有增加迹象。然而，在一般拒北人士的心裏，懷善意希望大陸變得愈來愈好的，無疑是大多數。港人在這種看似矛盾、實則相當中庸合理的心態底下，怎樣才可以好好教育下一代，正確對待自己的國民身份和認同呢？
一個先決條件是，中共不在政治及社會意識形態上敵視、歧視大多數港人。那會有反效果。其實，共產黨也許沒留意到，它沒有權利，更沒有道德優勢去採取那種態度。原因從兩方面一看就明。
大陸人和香港人，同是專制政權之下生活的人；過去，分別在於是黃皮膚專制還是白皮膚專制，是全面專制還是局部專制。今天，大陸去掉了經濟專制的大部分，政治還未開放，多種自由還欠奉；香港則只剩下政制方面還是半專制，其他方面大大超前了。就算是按馬列理論看，香港也更接近「資產階級民主」，比大陸快了半步，因而比較先進。如此，大陸沒有資格歧視香港。
大陸人和香港人，同樣受過文化思想方面的奴化，從自身的華夏傳統割裂。大陸是受馬列毛奴化，遭遇文革刀槍棍棒式的文化割裂；香港是受英國殖民奴化，被軟刀子割裂。在大陸，華夏文化幾乎蕩然無存；在香港，傳統荒腔走板但還可苟延殘喘，受影響到底因人而異，有的保存很好還放了異彩。如此，香港人固然不應認為大陸人全都愚昧落後，大陸人、共產黨就更無理由高高在上振振有辭歧視一般香港人的西化奴化。
六十年來，香港人經歷過的，很多很有價值；制度建設方面，吸納、消化了很多西方的好東西，尤其寶貴。因此，「香港人」這個概念，在香港人自己的心目中，儘管朦朦朧朧，基本上是正面的；如果因為認同這個概念而受到來自大陸的敵視與歧視，港人本能反應就是守護，若敵視者變本加厲，態度變成行動，守護就變成反抗。
在這個守護與反抗的過程中，馬列哲學意義上的「自為意識」便從無變有、從弱變強、從朦朧變清晰，斯大林說的少數民族心理特徵便漸漸成形，遇到再進一步打壓的話，質變出分離意識便在所難免！所以，筆者說，要香港人的下一代能正確對待自己的國民身份和認同的話，中共必須停止敵視「香港人」這個概念，學會和和氣氣接受原汁原味、有點西化奴化的香港人。
至於香港人，在考慮自身認同之時，要有一種健康的自視和自信，不可在強權政治之下自我矮化。一個集體自卑的群體裏的人，不可能成為進取的、優質的國民。
國民教育——序言
因此，適合香港的國民教育，出發點不宜是一個容易引起意識衝突的概念如「政權中國」，因為這個政權中國一向歧視、敵視「香港人」。理想的開局，應該是在「序言」裏開宗明義提出「一個華夏屋頂之下三個不同但平等的文化實體」的觀念，講香港在華夏時空裏的特殊位置。如此強調有明顯區別的文化實體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強調包容、平等和彼此值得尊重之處，國民教育就有一個鞏固的、統一的基礎。
第一課、第二課——然後，國民教育第一課就應該講香港人的優點，講如何當好香港人、本分人；第二課就應該講香港人要以自身長處貢獻祖國，憑本身特點回饋華夏文明，過去如此，今後亦然。第一課是根本，因為香港人不意識到自身優點的話，第二課就無從講起。香港的邊際貢獻，主要在「質」，而其他大陸省市的邊際貢獻，主要還在「量」。與大陸各省市比，香港的「質」非常獨特，京官看不慣，覺得刺眼，再戴上特定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偏見就會加深（港人對大陸也有偏見，但成因不同）。
這兩課國民教育，不僅適合港人，京官特別是派港京官也應學習，才不會輕率地認為「中國」多你們幾個不多、少你們幾個不少，不給你水喝，你就馬上完蛋。那些都是典型「政權中國」的話語，目的是矮化港人，是主子對奴才說話的口吻，唯一效果是增加分離意識。
適合香港的國民教育，還有第三課、第四課。
第三課——第三課是反殖。後殖民時代，港人如何反殖？什麼才是今天最需要的反殖實踐？論禍害，殖民主義罄竹難書：主權侵犯、人權踐踏、文化壓抑、種族歧視、經濟剝削、社群對立、認同扭曲，都有；殖民者能夠如此作惡，很重要是建立了一套壓迫性的、與民主原則對立的殖民主義法權。不同的時期，上述幾方面的禍害深淺有異；有些隨着時間減弱，有些因為回歸而消失，有些卻保留下來了。現階段反殖，如果只是停留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奴化」指摘上面，那麼，除了延續、加深社群對立之外，沒有真正好處。今天，港人反殖的主要內容應該是剔除遺留下來的、當下統治階級自覺或不自覺沿用的各種反民主的殖民主義法權。
特區政制裏的專制成分，如立法機構無實質提案權（即所謂的「行政主導」）、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等等，都是殖民主義法權得到保留的例子。其他如近日引人關注的《廣播條例》，其對大氣電波的壟斷，就更是殖民專制老傳統。民主開放的地方如台灣、澳紐、歐洲、北美，電台電視台多得不可勝數，內容百花齊放，受眾各適其適，規管只限於反壟斷和一些文明守則。香港則還是殖民時代的老樣子，廣播審批權牢牢握在一個反民主政府手裏。
筆者2008年寫過五篇文章，從政治、文化、技術等層面分析批判特區政府的廣播壟斷，當局卻以「香港山多地少、頻道太多彼此干擾」回應，當時已經完全站不住腳；到了數碼廣播技術成熟的今天，廣播頻譜容量幾乎無限，當局又有諸多其他藉口推搪，就是不開放給大眾。支撐這個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管治手段，就是《廣播條例》裏的一些專制法權【註】。國民教育的反殖課，除了要教導學生歷史反殖，更要提醒他們現實反殖，指出哪些是繼續存在的殖民主義法權，讓他們能夠鑑別，從而知到努力方向所在。
第四課——第四課包羅萬丈，講的大概就是「國教課程指引」裏的各種具體知識和價值觀念，不過還要補上「指引」的不足。月前筆者撰文討論「指引」兩大漏洞，其一是不反殖，其二是完全不提中華民國。民國百年，功過都非常突出，近年更發展出華夏文化時空中最完整的民主與自由。中華民國這方面的實踐，與香港的法治和廉政，都是華夏文明中的瑰寶；如非政治偏見，怎可隻字不提？
今天，國人分隔兩岸三地，客觀關係，以彼此防範、排拒乃至敵視為主，融合的因素太少；大陸那方還要以吃掉對方為目的，直接助長分離意識和獨立主張。筆者提的國民教育，對症下藥，目的是達致華夏文化屋頂之下不同社會之間的最廣泛融和。不過，有一點要強調，筆者由始至終不贊成國教不倫不類獨立成科。上述一「序」四「課」，都不指具體學習單元，而指要貫徹到學校裏正常的歷史科、地理科、公民科、語文科裏的不同層次的學習主題。唯有這樣的國民教育，建構出來的認同，才是有機的認同；這樣認識到的中國，才是可愛的中國。
註：筆者五篇論廣播問題的《信報》文章，收錄在2008年天窗出版社出版的《練乙錚文集．香港》的「政策」部分，分別是〈永不消逝的電波〉（2008.1.11）；〈政治自由的地方多電台〉（2008.1.12）；〈政府應參考加國電台審批程序〉（2008.1.15）；〈電台發牌制度三大政治問題〉（2008.1.25）；〈如此亞洲國際都會？〉（2008.1.24）。或者《信報》網編可把文章的電子檔找出來放在筆者的博客裏，給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原文: 信報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564&cat_id=6&title_id=559056
獨立意識和分離主義
先看一個活生生的事例，以便釐清一些概念。前不久，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得勝，過後沒幾天，出現一個「分離運動」；先是南方路州、德州等的一些保守派發電郵到白宮網址要求批准獨立，繼而五十個州都有共和黨泛紅支持者響應，簽名總人數達七十萬，十分熱鬧。不過，這些「分離主義者」，單從「聚居一地」那個要素看，便知構不成一個民族：論地區分布，藍紅相交錯，便是同在一個家庭裏的成員，這次總統大選投票投哪個，也常有分歧。
然而，更重要的是，這個運動，橫看豎看都不像是受壓迫社群的反抗行為，而只不過是有些選民，包括一些如地產大亨Donald Trump的那種人，選輸之後鬧着出點氣的東西；下一回大選，要是他們贏了，莫說要分離，就算打死也保管不會跑（德州比較泛藍的el Paso市隨即也有人發起聯署，說如果德州獨立，el Paso就馬上從德州獨立出去；那就更搞笑）。
再看一個比較嚴肅的例子。美國歷史上南北戰爭時期的分離主義很嚴重，好像也是在民主體制之下出現的呀，那又怎麼看？那時候的美國南方，說不上是一個受北方壓迫、要起來反抗的群體住域；相反，當時南方要分離，是因為該地處統治地位的白種人要擺脫聯邦政府，以維持他們對當地有色人種的奴役。因此，美國南北戰爭的事例，也不符合上面第一段指定的討論意境。
其實，看深入些，在南方，真正有理由要搞分離的，是受壓迫、沒有民主權利的黑人。但是，他們根本沒有組織起來搞分離的條件，於是只能個別往北方跑，可幸從南到北都有善心人沿途為他們提供方便；此所謂的「地下列車」，正正是美國歷史上受壓迫者的一個分離主義實踐。其後，南方的白人政權戰敗，黑人不再當農奴家奴；幾年之後，憲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通過（統稱「內戰與重建修正案」），黑人得到平等政治權利，開始生活在民主體制下面。此後，儘管社會上很多方面的種族歧視遠未消失，分離主義時有出現，但始終不成為黑人社群裏的主流意識。
另一個反例似乎是蘇聯解體、東歐民主化之後，斯洛伐克與捷克的分離。之前，在蘇共傀儡政權統治下，捷共佔據權力主體，斯洛伐克人常受壓迫，早已產生強烈的分離意識，故蘇共一解體，民主根本未有時間發揮作用，分離便成為事實。然而那可說是歷史上最平和、最善意的分離，雙方都認為是一件美事；分離之後，兩個民主化了的國家彼此之間的關係亦十分好。
確切點說，民主能根除民族壓迫引致的獨立行為，但不一定能消弭其他原因引致的分離意識；那好比完善的法治並不能阻止一些憤怒的人行兇，卻能保證不會有人因為得不到社會公平對待，申冤要靠暴力。
發生在聯合王國的蘇格蘭分離主義運動又如何呢？那個運動有三百年歷史。在民主體制下，蘇格蘭逐步取得愈來愈多的自主權。1998年，聯合王國通過《蘇格蘭法》，賦予蘇格蘭組織自己的議會的權力，只要求該議會不違反聯合王國及歐洲議會通過的人權法。聯合王國已經同意，2014年蘇格蘭將進行只在境內居住人士參與的獨立公投。公投將有一至四個選項，獨立或保持現狀或是其中兩個，另一個可能是「DevoMax」（即maximum devolution，權力的最大限度下放，指的是完全自治之餘，蘇格蘭只按比例負擔國防和外交的開支；亦稱聯邦制選項）。
近年的民調顯示，蘇格蘭境內支持徹底獨立的人數已下降至四分一以下，支持DevoMax的，則上升至四成以上，其餘則是「取得更多權力下放而留在聯合王國」或「保持現狀」的支持者。可見，按民主要求給予蘇格蘭人真正高度自治，獨立方案或分離主義的市場就自然萎縮。
北京要香港長治久安，不妨參考上述英國的例子。到那一天，香港政制徹底民主化了，高度自治實現了，大陸政治上也穩步開展改革開放文明化，則再加上大陸經濟發展能提供予港人的物質誘因，有人要在香港搞獨立公投也絕對無妨，更何懼區區幾支獅龍旗？
大陸人和香港人
香港絕大部分人沒有「離中傾向」，卻有不同程度的「拒北意識」，不希望大陸過分影響香港，這包括很多愛國人士、左派當權派等在內。拒北意識較濃的，還可冠以「拒共」、「反赤化」等名稱，亦相當普遍，近年更有增加迹象。然而，在一般拒北人士的心裏，懷善意希望大陸變得愈來愈好的，無疑是大多數。港人在這種看似矛盾、實則相當中庸合理的心態底下，怎樣才可以好好教育下一代，正確對待自己的國民身份和認同呢？
一個先決條件是，中共不在政治及社會意識形態上敵視、歧視大多數港人。那會有反效果。其實，共產黨也許沒留意到，它沒有權利，更沒有道德優勢去採取那種態度。原因從兩方面一看就明。
大陸人和香港人，同是專制政權之下生活的人；過去，分別在於是黃皮膚專制還是白皮膚專制，是全面專制還是局部專制。今天，大陸去掉了經濟專制的大部分，政治還未開放，多種自由還欠奉；香港則只剩下政制方面還是半專制，其他方面大大超前了。就算是按馬列理論看，香港也更接近「資產階級民主」，比大陸快了半步，因而比較先進。如此，大陸沒有資格歧視香港。
大陸人和香港人，同樣受過文化思想方面的奴化，從自身的華夏傳統割裂。大陸是受馬列毛奴化，遭遇文革刀槍棍棒式的文化割裂；香港是受英國殖民奴化，被軟刀子割裂。在大陸，華夏文化幾乎蕩然無存；在香港，傳統荒腔走板但還可苟延殘喘，受影響到底因人而異，有的保存很好還放了異彩。如此，香港人固然不應認為大陸人全都愚昧落後，大陸人、共產黨就更無理由高高在上振振有辭歧視一般香港人的西化奴化。
六十年來，香港人經歷過的，很多很有價值；制度建設方面，吸納、消化了很多西方的好東西，尤其寶貴。因此，「香港人」這個概念，在香港人自己的心目中，儘管朦朦朧朧，基本上是正面的；如果因為認同這個概念而受到來自大陸的敵視與歧視，港人本能反應就是守護，若敵視者變本加厲，態度變成行動，守護就變成反抗。
在這個守護與反抗的過程中，馬列哲學意義上的「自為意識」便從無變有、從弱變強、從朦朧變清晰，斯大林說的少數民族心理特徵便漸漸成形，遇到再進一步打壓的話，質變出分離意識便在所難免！所以，筆者說，要香港人的下一代能正確對待自己的國民身份和認同的話，中共必須停止敵視「香港人」這個概念，學會和和氣氣接受原汁原味、有點西化奴化的香港人。
至於香港人，在考慮自身認同之時，要有一種健康的自視和自信，不可在強權政治之下自我矮化。一個集體自卑的群體裏的人，不可能成為進取的、優質的國民。
國民教育——序言
因此，適合香港的國民教育，出發點不宜是一個容易引起意識衝突的概念如「政權中國」，因為這個政權中國一向歧視、敵視「香港人」。理想的開局，應該是在「序言」裏開宗明義提出「一個華夏屋頂之下三個不同但平等的文化實體」的觀念，講香港在華夏時空裏的特殊位置。如此強調有明顯區別的文化實體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強調包容、平等和彼此值得尊重之處，國民教育就有一個鞏固的、統一的基礎。
第一課、第二課——然後，國民教育第一課就應該講香港人的優點，講如何當好香港人、本分人；第二課就應該講香港人要以自身長處貢獻祖國，憑本身特點回饋華夏文明，過去如此，今後亦然。第一課是根本，因為香港人不意識到自身優點的話，第二課就無從講起。香港的邊際貢獻，主要在「質」，而其他大陸省市的邊際貢獻，主要還在「量」。與大陸各省市比，香港的「質」非常獨特，京官看不慣，覺得刺眼，再戴上特定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偏見就會加深（港人對大陸也有偏見，但成因不同）。
這兩課國民教育，不僅適合港人，京官特別是派港京官也應學習，才不會輕率地認為「中國」多你們幾個不多、少你們幾個不少，不給你水喝，你就馬上完蛋。那些都是典型「政權中國」的話語，目的是矮化港人，是主子對奴才說話的口吻，唯一效果是增加分離意識。
適合香港的國民教育，還有第三課、第四課。
第三課——第三課是反殖。後殖民時代，港人如何反殖？什麼才是今天最需要的反殖實踐？論禍害，殖民主義罄竹難書：主權侵犯、人權踐踏、文化壓抑、種族歧視、經濟剝削、社群對立、認同扭曲，都有；殖民者能夠如此作惡，很重要是建立了一套壓迫性的、與民主原則對立的殖民主義法權。不同的時期，上述幾方面的禍害深淺有異；有些隨着時間減弱，有些因為回歸而消失，有些卻保留下來了。現階段反殖，如果只是停留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奴化」指摘上面，那麼，除了延續、加深社群對立之外，沒有真正好處。今天，港人反殖的主要內容應該是剔除遺留下來的、當下統治階級自覺或不自覺沿用的各種反民主的殖民主義法權。
特區政制裏的專制成分，如立法機構無實質提案權（即所謂的「行政主導」）、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等等，都是殖民主義法權得到保留的例子。其他如近日引人關注的《廣播條例》，其對大氣電波的壟斷，就更是殖民專制老傳統。民主開放的地方如台灣、澳紐、歐洲、北美，電台電視台多得不可勝數，內容百花齊放，受眾各適其適，規管只限於反壟斷和一些文明守則。香港則還是殖民時代的老樣子，廣播審批權牢牢握在一個反民主政府手裏。
筆者2008年寫過五篇文章，從政治、文化、技術等層面分析批判特區政府的廣播壟斷，當局卻以「香港山多地少、頻道太多彼此干擾」回應，當時已經完全站不住腳；到了數碼廣播技術成熟的今天，廣播頻譜容量幾乎無限，當局又有諸多其他藉口推搪，就是不開放給大眾。支撐這個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管治手段，就是《廣播條例》裏的一些專制法權【註】。國民教育的反殖課，除了要教導學生歷史反殖，更要提醒他們現實反殖，指出哪些是繼續存在的殖民主義法權，讓他們能夠鑑別，從而知到努力方向所在。
第四課——第四課包羅萬丈，講的大概就是「國教課程指引」裏的各種具體知識和價值觀念，不過還要補上「指引」的不足。月前筆者撰文討論「指引」兩大漏洞，其一是不反殖，其二是完全不提中華民國。民國百年，功過都非常突出，近年更發展出華夏文化時空中最完整的民主與自由。中華民國這方面的實踐，與香港的法治和廉政，都是華夏文明中的瑰寶；如非政治偏見，怎可隻字不提？
今天，國人分隔兩岸三地，客觀關係，以彼此防範、排拒乃至敵視為主，融合的因素太少；大陸那方還要以吃掉對方為目的，直接助長分離意識和獨立主張。筆者提的國民教育，對症下藥，目的是達致華夏文化屋頂之下不同社會之間的最廣泛融和。不過，有一點要強調，筆者由始至終不贊成國教不倫不類獨立成科。上述一「序」四「課」，都不指具體學習單元，而指要貫徹到學校裏正常的歷史科、地理科、公民科、語文科裏的不同層次的學習主題。唯有這樣的國民教育，建構出來的認同，才是有機的認同；這樣認識到的中國，才是可愛的中國。
註：筆者五篇論廣播問題的《信報》文章，收錄在2008年天窗出版社出版的《練乙錚文集．香港》的「政策」部分，分別是〈永不消逝的電波〉（2008.1.11）；〈政治自由的地方多電台〉（2008.1.12）；〈政府應參考加國電台審批程序〉（2008.1.15）；〈電台發牌制度三大政治問題〉（2008.1.25）；〈如此亞洲國際都會？〉（2008.1.24）。或者《信報》網編可把文章的電子檔找出來放在筆者的博客裏，給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原文: 信報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564&cat_id=6&title_id=559056
2012年11月10日 星期六
霍韜晦: 推「國教」 不如推「國學」
有關在中小學設置國民教育科的爭議，自政府宣布交由學校自決之後，似乎已告一段落。但餘燼未熄，日前仍有支持「國教」與反「國教」兩派人士在街頭對罵。一葉知秋，所有由政府出台的政策，似乎均引起巿民質疑反對，如此下去，香港社會的撕裂將日趨嚴重。
為什麼？因為此中所涉及的，不只是香港的內部矛盾，更涉及與中國的關係。例如「國教」的推行，便涉及香港人的自我認識——贊成者以中國人自居，反對者則要與中國保持距離。
內訌對立趨嚴重
根據最近的民意調查，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很分化。據負責人說，這是兩者回歸後距離拉得最遠的一次。情況不能不使人憂慮。憂慮什麼？憂慮香港在內訌中沉淪，憂慮香港有人乘機提出獨立，使香港走得更遠。
雖然從現實上看，香港絕無可能獨立；從民族大義上看，更不應獨立。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統治，根本就是民族恥辱，回歸是洗刷，恢復天聲。再從人類的歷史文化長河上看，香港是中西兩種文化交刃的見證。一百五十年前，中國因為自身的腐敗，失去了她，英國則恃其技術與理念的創新佔領了她，又利用中國人的勤勞發展了她。香港有今日的地位，似乎是西方文化貢獻，難怪有人死心塌地眷戀西方價值。西方價值並非不佳，但不能盲目歌頌，正如有人看到中國腐敗，便對中國文化失去信心。這些都是一孔之見，單從表象看問題，是看不遠的。
香港人羡慕西方，崇拜他們技術和民主，其實他們亦經歷了五百年的探索，才成為地球村的主人，到處威逼利誘人們接受他們的價值。不過今天他們亦已走入窮途，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不公平，使人類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科技的進步推高了人的生產力，但對地球生態卻是嚴重的破壞；民主、自由改善了你的人權，但並未帶來安靜、平和的生活；人與人的關係更疏離，人的心靈更無處安頓......；這是一幅世紀末的悲慘景象，空有技術有什麼用？空有物質有什麼用？空有自由、民主有什麼用？社會只有腐敗，人的質素不斷下降，傷風敗德的行為隨處可見。政治人物只懂得空言，為自己謀求選票。誰會管你的生死、誰會關心人類的未來？
更可悲的是教育失敗，因為教育認同這些價值，把孩子送入學校，只是為參加明日的經濟殺戮而培養戰士。誰會管他們的成長？誰會關心他們的幸福？
講到底，這是文化問題。西方講理性價值的文明，走到這一步已經徹底工具化；她已經把自己賣給原始欲望之魔。有了科技理性這個工具，人變得更自以為是，更瘋狂。
中國人追求行為正當
今天，人最不明白的，是在五百年前，人離開上帝，開始自我探索，找尋自己的貢獻，也就是找尋自己的人生意義，稱為「人的解放」，結果怎樣？人乘駕科技的馬車，一路浩浩蕩蕩，披荊斬棘，的確把日月換了新天。人不靠上帝，建設了「文明」社會，工廠每天都噴着黑煙，大地每天都在戰慄。人為的殺戮代替了大自然的殺戮，動植物大批死亡之後，地球徹底破壞之後，作為「始作俑者」的人類，現在要接受自己所作所為的懲罰了。
我想起中國的傳統文化，它的價值追求與西方大不相同。中國人追求的是行為的正當性（義），為的是順應和安頓自己的初心（仁），而不是功利上的效益。中國人關注的是倫理，所以人與人之間要有情、有義、有信、有愛。自己不重要，別人更重要，所以講付出與成全；道德價值永遠高於目的價值。
我認為，在今日的虛無社會中，惟有重講這些價值纔能使人蘇醒，使世界回頭，人類有救。
應直接推行「國學」
若問這些價值在哪裏？我可以告訴大家，就在中國文化的典籍中。近百年來，我們為了趕趁西方列車，把它丟掉了，多麼愚昧！我們變得四不像，東方人以為我們是西方人，西方人則以為我們是野蠻人。正如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並不接受自己是中國人。那麼，他們要做什麼人？
《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三十八章），則現在我們亦可以說：「失國而後文，失文而後學，失學而後教，失教而後亂」。今天香港之亂就是失學失教。正本清源，惟有從認識我們自己開始。這就是「國學」，但並非如胡適所說的「國故之學」。國故是死東西，徒有文字；縱認得字，也不知其精神。清代的考據訓詁之學就是如此，所以無生命力。惟有深入其意，與古人贖面相逢，才能得其驪珠。所以須要有新教法、新入路，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和教育工作者的挑戰！也是我們為人類下一個世紀而作的努力！
改變對「國學」的印象，知道它有着更高的普遍性。它不只是知識和學問，更是我們的靈魂、國家的命脈之所在。有之則生，無之則死。
香港要推行「國教」，為什麼不直接推行「國學」呢？認識中國現代的國情，不如認識中國數千年立國之本。本在，人自然凝聚。
原文：信報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554&cat_id=6&title_id=556149
為什麼？因為此中所涉及的，不只是香港的內部矛盾，更涉及與中國的關係。例如「國教」的推行，便涉及香港人的自我認識——贊成者以中國人自居，反對者則要與中國保持距離。
內訌對立趨嚴重
根據最近的民意調查，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很分化。據負責人說，這是兩者回歸後距離拉得最遠的一次。情況不能不使人憂慮。憂慮什麼？憂慮香港在內訌中沉淪，憂慮香港有人乘機提出獨立，使香港走得更遠。
雖然從現實上看，香港絕無可能獨立；從民族大義上看，更不應獨立。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統治，根本就是民族恥辱，回歸是洗刷，恢復天聲。再從人類的歷史文化長河上看，香港是中西兩種文化交刃的見證。一百五十年前，中國因為自身的腐敗，失去了她，英國則恃其技術與理念的創新佔領了她，又利用中國人的勤勞發展了她。香港有今日的地位，似乎是西方文化貢獻，難怪有人死心塌地眷戀西方價值。西方價值並非不佳，但不能盲目歌頌，正如有人看到中國腐敗，便對中國文化失去信心。這些都是一孔之見，單從表象看問題，是看不遠的。
香港人羡慕西方，崇拜他們技術和民主，其實他們亦經歷了五百年的探索，才成為地球村的主人，到處威逼利誘人們接受他們的價值。不過今天他們亦已走入窮途，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不公平，使人類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科技的進步推高了人的生產力，但對地球生態卻是嚴重的破壞；民主、自由改善了你的人權，但並未帶來安靜、平和的生活；人與人的關係更疏離，人的心靈更無處安頓......；這是一幅世紀末的悲慘景象，空有技術有什麼用？空有物質有什麼用？空有自由、民主有什麼用？社會只有腐敗，人的質素不斷下降，傷風敗德的行為隨處可見。政治人物只懂得空言，為自己謀求選票。誰會管你的生死、誰會關心人類的未來？
更可悲的是教育失敗，因為教育認同這些價值，把孩子送入學校，只是為參加明日的經濟殺戮而培養戰士。誰會管他們的成長？誰會關心他們的幸福？
講到底，這是文化問題。西方講理性價值的文明，走到這一步已經徹底工具化；她已經把自己賣給原始欲望之魔。有了科技理性這個工具，人變得更自以為是，更瘋狂。
中國人追求行為正當
今天，人最不明白的，是在五百年前，人離開上帝，開始自我探索，找尋自己的貢獻，也就是找尋自己的人生意義，稱為「人的解放」，結果怎樣？人乘駕科技的馬車，一路浩浩蕩蕩，披荊斬棘，的確把日月換了新天。人不靠上帝，建設了「文明」社會，工廠每天都噴着黑煙，大地每天都在戰慄。人為的殺戮代替了大自然的殺戮，動植物大批死亡之後，地球徹底破壞之後，作為「始作俑者」的人類，現在要接受自己所作所為的懲罰了。
我想起中國的傳統文化，它的價值追求與西方大不相同。中國人追求的是行為的正當性（義），為的是順應和安頓自己的初心（仁），而不是功利上的效益。中國人關注的是倫理，所以人與人之間要有情、有義、有信、有愛。自己不重要，別人更重要，所以講付出與成全；道德價值永遠高於目的價值。
我認為，在今日的虛無社會中，惟有重講這些價值纔能使人蘇醒，使世界回頭，人類有救。
應直接推行「國學」
若問這些價值在哪裏？我可以告訴大家，就在中國文化的典籍中。近百年來，我們為了趕趁西方列車，把它丟掉了，多麼愚昧！我們變得四不像，東方人以為我們是西方人，西方人則以為我們是野蠻人。正如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並不接受自己是中國人。那麼，他們要做什麼人？
《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三十八章），則現在我們亦可以說：「失國而後文，失文而後學，失學而後教，失教而後亂」。今天香港之亂就是失學失教。正本清源，惟有從認識我們自己開始。這就是「國學」，但並非如胡適所說的「國故之學」。國故是死東西，徒有文字；縱認得字，也不知其精神。清代的考據訓詁之學就是如此，所以無生命力。惟有深入其意，與古人贖面相逢，才能得其驪珠。所以須要有新教法、新入路，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和教育工作者的挑戰！也是我們為人類下一個世紀而作的努力！
改變對「國學」的印象，知道它有着更高的普遍性。它不只是知識和學問，更是我們的靈魂、國家的命脈之所在。有之則生，無之則死。
香港要推行「國教」，為什麼不直接推行「國學」呢？認識中國現代的國情，不如認識中國數千年立國之本。本在，人自然凝聚。
原文：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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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6日 星期二
國民教育與藝術文化
國民教育與藝術文化
時事評論 張五常
信報 2012.11.06
不少讀者要求我發表關於香港吵得熱鬧的「國民教育」的意見，但涉及政治我天生有抗拒感。後來知道一位歷來不上街的朋友也跑到街上去，我好奇地叫另一位朋友傳些資料給我看。傳了三次，內容次次不同。看資料發表的日期，感覺上香港政府是「軟化」了，彷彿悔不當初。
聽說黎老弟智英在電台大呼「洗腦」。當然不止他一個人這樣說。舉他為首只不過要在這裡跟他過癮幾句。是的，我認為智英老弟最近撤出台灣撤得相當瀟灑：賺了他們的錢，順便借題發揮，把那裡的政治斬了一刀。是金庸沒有寫過的無影刀法，而用的刀看來是「楊志賣刀」的那一把。不知智英老弟今天是否還在高舉台灣的「民主」政制呢？
國民教育應從中國文化入手
香港的故事變得有點天方夜譚了。香港人的腦子怎麼可以「洗」的？成年人要不是滿腦馬經雀局，就是樓價股市，當然還要人浮於事，想着子女的前途要哭出來。莘莘學子呢？除了一小撮家境富裕的，居住環境家嘈屋閉，電視、雀局，加上電子遊戲的聲浪，天旋地轉，洗腦不知要怎樣入手才對。昔日的文化大革命有機會給青年們洗腦，因為他們沒有其他有趣的玩意。
我佩服香港的學子們。二十年前在港大跟一位好學生傾談，她說居住的單位有四百平方英尺，只住六個人，在同學中算是較好的了。可惜電視常開，雀局常在，她和弟弟要戴上耳塞才能溫習功課。這次聽到洗腦的言論，我想到自己教過的無數學生，認為他們的腦子玉皇大帝也洗不了。香港的同學的興趣只是娛樂與可以增加將來收入的知識，其他的打針也打不進去。
我不反對胡錦濤先生二○○七年說香港「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但胡先生不可能提供細節，就是有提及只能考慮，可以不管。同樣，中聯辦有什麼建議應該考慮，但只是考慮，怎樣辦他們管不着。香港的教育局顯然滿是自作聰明的人。我讀到的不知是真是假的國民教育課程指引理念肉麻，內容空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設計這些課程的人不會希望自己的子女學習那些東西吧。
「愛國」一詞不應該直解。如果直解，我這輩子經歷過的中國，大部分的日子絕不可愛。然而，偏偏就是我這輩子的人，經歷過中日之戰與國共之爭的，對中國的孩子格外關心，願意為他們付出代價。這是經濟學鼻祖斯密的第一本論著——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分析使然，非愛國也。
我沒有理由希望今天的學子去經歷老人家經歷過的苦難，但想到六十多年前香港的同學的中語文字水平比今天的高出很多，一般可用古文下筆，有些懂得填詞，而今天還活着的對中國的歸屬感很一致。我因而想到國民教育應該從中國的文化入手。
國民教育是一個非常廣泛的話題，其中最正確的定義是「認識中國」。認識中國有多方面的闡釋，而我認為對香港學子的學問與生計最有幫助的是教中國的藝術文化了。考慮如下幾點吧。
文化知識有利找工作
（一）中國的藝術文化是真學問，在中、小學而言——即是在非職業性的課程中——沒有哪項科目能比傳統文化的認識能對學子長大後的職業前途更重要。不管孩子長大後的職業是什麼，在生計上對中國的文化有認識是大着數，何況那是非常有趣的學問。
四十年前，後來成為戴卓爾夫人的顧問的A. Walters到我西雅圖的家作客，進門後看到壁爐上放着一隻青花碟子，立刻說：「這是康熙時期的真品，值錢，要放在安全的地方。」後來知道此君對多種文化有研究，而朋友說那是他在經濟學之外的重要本錢，使他在職位上到處有人招手。經濟百科全書New Palgrave關於弗里德曼那項是此君寫的，同學們要拜讀，看看人家的學問變化。學問要學出變化，最容易是從藝術文化入手。所有藝術都重視變化，而從文化的角度投入是學變化的首選過程了。
不是說笑，一個青年長大後到市場找工作，應對時能表達一點文化知識是佔了很大的便宜。理由明顯：日常的社會交際，嚴謹的學術不管用，體育、娛樂等話題免不了平庸，但文化的知識表達容易遇到同好，可以投入地傾談，也顯得自己好於學。
（二）中、西雙方的文化截然不同，二者都是人類的驕傲，同學們都要學，問題是中國的文化比西方的難學很多，所以最好從小學學起。
西方的藝術文化主要起自達芬奇。只不過五百年前，但光芒不可方物，其變化有着明顯的節奏，比起中國的是遠為容易欣賞了。一個高中學生可以在兩分鐘之內衷心欣賞莫奈的蓮塘，兩天對莫札特的音樂着了迷。塞尚與巴哈遠為困難，但用不上兩個月的工夫。
要體會中國的藝術是遠為困難了。我是個石章專家，但篆刻藝術要怎樣品評我今天還不懂。書法我要經過幾位大師指導，遍讀前人的書法論著，才懂得欣賞。國畫我不懂八大；其實中國古代的國畫大師我沒有一個真的懂，只是見到北宋范寬的《谿山行旅》懂得站起來。此站也，不是因為懂，而是發現荷蘭倫勃朗的震撼西方的構圖哲學范寬早就用得精妙。後者比前者早生約六百年。瓷器我懂徽宗、懂雍正，但不懂乾隆。漢玉雕難懂，而石上如果刻着大篆十個字我八個不認識！壽山石雕可能是唯一易懂的中國文化：不難看出康熙時期的楊玉璇與乾隆時期的周尚均是天才，而我引以為傲的是一個大發現：晚清與民國時期的林清卿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偉大雕塑家。以刀作畫，林公的藝術與技術超越了倫勃朗震撼西方的銅版蝕刻——絕對是，可惜有機會欣賞的人很少。中國的文字藝術也比較易懂，但推到魏、晉之前就比較麻煩了。
用繁體字，簡體不必
中國的傳統藝術一律有深度，學懂了一般有趣，也給炎黃子孫帶來震撼：真的嗎，這些是我們的以往嗎？這樣一來，歸屬感油然而生，而這就是國民教育的最高境界了。
中國的藝術文化難學，主要是因為重要的發展起於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戰國，其後的變化多而微小，一點一點地加上去，不像西方藝術那樣有明顯的派別風格轉變。中國的藝術沒有西方那麼奪目，但純而厚，耐人尋味。二者趣味皆高，但中國的要多花時間跟進才能領會，所以中國的文化要從小學起。
我很欣賞上海某小學，規定幾歲的小朋友每星期背誦唐詩兩首，其後轉到宋詞與古文去。我認為香港的學生從小一起要學習用毛筆寫字，小小的時間投資將來的回報很高：懂得用毛筆容易學書法，也容易學國畫。最近雷鼎鳴發表文章，主張學簡體，放棄繁體。這不對，因為簡體不能寫書法：楷書可以，行書很難，而重要的草書是不可能的了。孫過庭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意思是說寫草書，筆鋒轉差了一點就不是字。繁體字的草寫有轉彎的規格，轉與不轉由君選擇，但簡體沒有這個選擇，近於凡轉必錯。除了寫書法，繁體要學，因為懂繁體不需要學簡體——我從來沒有學過簡體，但閱讀上半點困難也沒有。倒轉過來，我不懂得寫簡體字，但不需要懂，因為不懂得寫繁體的內地青年多半懂得讀，羨慕我這個懂得寫繁體的人。再者，不管是古時還是今天，國畫上題字一律用繁體——十多年前一位國畫大師不小心在畫上用了兩個簡體字，該畫之價大跌。看來國畫會繼續用繁體題字，直到永遠，正如印章用篆書幾千年不改，觀者讀不出只能嘆自己的學問不足矣。香港的小朋友們不要中雷公公之計，小小的投資學繁體，長大後可以表演一番——今天的香港還在教繁體是學子們的大幸。
還要指出孫過庭跟着說的一句：「真虧點劃，猶可記文。」翻進這裡的內容，是說：寫不是草書的繁體字，寫錯了筆劃無傷大雅。這些是中國書法藝術的文化，既有深度，也過癮。如果我有權話事，我會規定香港的中學生在畢業之前要背得出長達幾千字的孫過庭《書譜》的整篇。那是一篇文采煥然、擲地有聲、藝術哲理來去縱橫的精彩文章，花幾天背熟，再花幾天解通，學子的終生享用其妙無窮也。
干擾源自下面自作聰明
（三）最後要說的是文化教育課程的編排。這裡香港的專家可能不夠多，但內地是愈來愈多了。選出約九項題材吧：國畫、書法、文字、陶瓷、石雕、音樂（尤其是古琴）、青銅、哲理（尤其是孔子）、金銀器。然後每項到內地找兩至三位專家寫報告，說明是中、小學用的，也說明要有示範照片或圖片，加上要提供參考讀物。二萬港元一份報告可以買到很好的。拿得這些資料，再在香港找中學老師重寫及編輯，要說明資料的來源，中學與小學要有不同的水平，而老師們讀了參考讀物就可以教。
回頭說北京上頭的指示與下面的自作聰明，我是過來人，被下面封殺過無數次，有三本書整本罵我一個人，也有些大名鼎鼎的大學約了我講話但臨時取締。我認為這些不幸全部起於下面的自作聰明，與中宣部毫無關係。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後不久，我跟香港新華社的一位朋友說得清楚：「你們要我不寫評論中國的文章可以，只說一句就成。你們要我寫這種文章也可以，但不能教我怎樣寫，因為我不會寫自己不相信的。」從那時到今天的三十年，北京的朋友沒有干擾過我。唯一的「干擾」是沒有經我同意複製了幾千本我在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屬盜版，說明是「內部閱讀」的。我高興！
下面的干擾則無數。最明顯的例子是二○○八年為科斯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內地一家刊物見到，要整篇長文刋登。我說可以，但一個字也不能改。他們同意了，但跟着來郵，建議修改三十多處，而大罵新勞動法的後記不能刋登。我回郵說：「你們改一個字我會法律起訴。」後來北京出版該文的中、英二語全文，一個字也沒有改。北京根本不管！
我敢跟任何人打賭，如果寄一篇寫得好的內容有點敏感的文章給十家內地的刊物，要求發表，他們回應需要刪改的地方十家各各不同！這是各有各自作聰明的證據。
不需猜測北京要什麼
最麻煩是capitalist這個字。一九八二年我在英國發表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這個書名不是我起的，據說是戴卓爾夫人的辦公室的要求。我反對，但他們堅持，我依他們的。這裡capitalist不能譯作「資本家」，要譯作「資本主義」，書名因而譯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為這個書名我在內地到處碰壁，顯示着自作聰明的人可以很一致！不幸，為了這個書名我的《英語論文選》要推遲兩年才能在北京出版。偉大天才不知何解也：該書名早些時在北京出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的中、英二語一書內出現過八次。
現在輪到科斯碰壁了。他和助手王寧為我的Will China Go Capitalist？寫了一本厚很多的續集，題為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翻了成中文，要在北京出版，但又是因為capitalist這個字過不了關！該書讚賞中國的成就，而capitalist這個字在西方只有馬克思的傳統有負面意識。其實當年英國的要求是問：中國會真的改革嗎？但reform一詞在西方很老土，很俗套，老生常談得太多了：歷史上無數的改革皆慘淡收場。Go Capitalist有點別開生面，會叫讀者的精神抖擻起來。
國民教育，如果能闡釋為有市場價值的學問，我們沒有理由反對。上屆的曾特首與今天的梁特首不需要猜測北京要的是些什麼。另一方面，我認為今天內地的中、小學的思想教育（稱政治課），也應該轉向老人家在本文提出的範疇走。若如是，上蒼有知，假以時日，中國每年的實質國民收入增加要以億萬計矣！何樂不為哉？
文中小題為信報所加
原文：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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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 張五常
信報 2012.11.06
不少讀者要求我發表關於香港吵得熱鬧的「國民教育」的意見，但涉及政治我天生有抗拒感。後來知道一位歷來不上街的朋友也跑到街上去，我好奇地叫另一位朋友傳些資料給我看。傳了三次，內容次次不同。看資料發表的日期，感覺上香港政府是「軟化」了，彷彿悔不當初。
聽說黎老弟智英在電台大呼「洗腦」。當然不止他一個人這樣說。舉他為首只不過要在這裡跟他過癮幾句。是的，我認為智英老弟最近撤出台灣撤得相當瀟灑：賺了他們的錢，順便借題發揮，把那裡的政治斬了一刀。是金庸沒有寫過的無影刀法，而用的刀看來是「楊志賣刀」的那一把。不知智英老弟今天是否還在高舉台灣的「民主」政制呢？
國民教育應從中國文化入手
香港的故事變得有點天方夜譚了。香港人的腦子怎麼可以「洗」的？成年人要不是滿腦馬經雀局，就是樓價股市，當然還要人浮於事，想着子女的前途要哭出來。莘莘學子呢？除了一小撮家境富裕的，居住環境家嘈屋閉，電視、雀局，加上電子遊戲的聲浪，天旋地轉，洗腦不知要怎樣入手才對。昔日的文化大革命有機會給青年們洗腦，因為他們沒有其他有趣的玩意。
我佩服香港的學子們。二十年前在港大跟一位好學生傾談，她說居住的單位有四百平方英尺，只住六個人，在同學中算是較好的了。可惜電視常開，雀局常在，她和弟弟要戴上耳塞才能溫習功課。這次聽到洗腦的言論，我想到自己教過的無數學生，認為他們的腦子玉皇大帝也洗不了。香港的同學的興趣只是娛樂與可以增加將來收入的知識，其他的打針也打不進去。
我不反對胡錦濤先生二○○七年說香港「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但胡先生不可能提供細節，就是有提及只能考慮，可以不管。同樣，中聯辦有什麼建議應該考慮，但只是考慮，怎樣辦他們管不着。香港的教育局顯然滿是自作聰明的人。我讀到的不知是真是假的國民教育課程指引理念肉麻，內容空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設計這些課程的人不會希望自己的子女學習那些東西吧。
「愛國」一詞不應該直解。如果直解，我這輩子經歷過的中國，大部分的日子絕不可愛。然而，偏偏就是我這輩子的人，經歷過中日之戰與國共之爭的，對中國的孩子格外關心，願意為他們付出代價。這是經濟學鼻祖斯密的第一本論著——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分析使然，非愛國也。
我沒有理由希望今天的學子去經歷老人家經歷過的苦難，但想到六十多年前香港的同學的中語文字水平比今天的高出很多，一般可用古文下筆，有些懂得填詞，而今天還活着的對中國的歸屬感很一致。我因而想到國民教育應該從中國的文化入手。
國民教育是一個非常廣泛的話題，其中最正確的定義是「認識中國」。認識中國有多方面的闡釋，而我認為對香港學子的學問與生計最有幫助的是教中國的藝術文化了。考慮如下幾點吧。
文化知識有利找工作
（一）中國的藝術文化是真學問，在中、小學而言——即是在非職業性的課程中——沒有哪項科目能比傳統文化的認識能對學子長大後的職業前途更重要。不管孩子長大後的職業是什麼，在生計上對中國的文化有認識是大着數，何況那是非常有趣的學問。
四十年前，後來成為戴卓爾夫人的顧問的A. Walters到我西雅圖的家作客，進門後看到壁爐上放着一隻青花碟子，立刻說：「這是康熙時期的真品，值錢，要放在安全的地方。」後來知道此君對多種文化有研究，而朋友說那是他在經濟學之外的重要本錢，使他在職位上到處有人招手。經濟百科全書New Palgrave關於弗里德曼那項是此君寫的，同學們要拜讀，看看人家的學問變化。學問要學出變化，最容易是從藝術文化入手。所有藝術都重視變化，而從文化的角度投入是學變化的首選過程了。
不是說笑，一個青年長大後到市場找工作，應對時能表達一點文化知識是佔了很大的便宜。理由明顯：日常的社會交際，嚴謹的學術不管用，體育、娛樂等話題免不了平庸，但文化的知識表達容易遇到同好，可以投入地傾談，也顯得自己好於學。
（二）中、西雙方的文化截然不同，二者都是人類的驕傲，同學們都要學，問題是中國的文化比西方的難學很多，所以最好從小學學起。
西方的藝術文化主要起自達芬奇。只不過五百年前，但光芒不可方物，其變化有着明顯的節奏，比起中國的是遠為容易欣賞了。一個高中學生可以在兩分鐘之內衷心欣賞莫奈的蓮塘，兩天對莫札特的音樂着了迷。塞尚與巴哈遠為困難，但用不上兩個月的工夫。
要體會中國的藝術是遠為困難了。我是個石章專家，但篆刻藝術要怎樣品評我今天還不懂。書法我要經過幾位大師指導，遍讀前人的書法論著，才懂得欣賞。國畫我不懂八大；其實中國古代的國畫大師我沒有一個真的懂，只是見到北宋范寬的《谿山行旅》懂得站起來。此站也，不是因為懂，而是發現荷蘭倫勃朗的震撼西方的構圖哲學范寬早就用得精妙。後者比前者早生約六百年。瓷器我懂徽宗、懂雍正，但不懂乾隆。漢玉雕難懂，而石上如果刻着大篆十個字我八個不認識！壽山石雕可能是唯一易懂的中國文化：不難看出康熙時期的楊玉璇與乾隆時期的周尚均是天才，而我引以為傲的是一個大發現：晚清與民國時期的林清卿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偉大雕塑家。以刀作畫，林公的藝術與技術超越了倫勃朗震撼西方的銅版蝕刻——絕對是，可惜有機會欣賞的人很少。中國的文字藝術也比較易懂，但推到魏、晉之前就比較麻煩了。
用繁體字，簡體不必
中國的傳統藝術一律有深度，學懂了一般有趣，也給炎黃子孫帶來震撼：真的嗎，這些是我們的以往嗎？這樣一來，歸屬感油然而生，而這就是國民教育的最高境界了。
中國的藝術文化難學，主要是因為重要的發展起於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戰國，其後的變化多而微小，一點一點地加上去，不像西方藝術那樣有明顯的派別風格轉變。中國的藝術沒有西方那麼奪目，但純而厚，耐人尋味。二者趣味皆高，但中國的要多花時間跟進才能領會，所以中國的文化要從小學起。
我很欣賞上海某小學，規定幾歲的小朋友每星期背誦唐詩兩首，其後轉到宋詞與古文去。我認為香港的學生從小一起要學習用毛筆寫字，小小的時間投資將來的回報很高：懂得用毛筆容易學書法，也容易學國畫。最近雷鼎鳴發表文章，主張學簡體，放棄繁體。這不對，因為簡體不能寫書法：楷書可以，行書很難，而重要的草書是不可能的了。孫過庭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意思是說寫草書，筆鋒轉差了一點就不是字。繁體字的草寫有轉彎的規格，轉與不轉由君選擇，但簡體沒有這個選擇，近於凡轉必錯。除了寫書法，繁體要學，因為懂繁體不需要學簡體——我從來沒有學過簡體，但閱讀上半點困難也沒有。倒轉過來，我不懂得寫簡體字，但不需要懂，因為不懂得寫繁體的內地青年多半懂得讀，羨慕我這個懂得寫繁體的人。再者，不管是古時還是今天，國畫上題字一律用繁體——十多年前一位國畫大師不小心在畫上用了兩個簡體字，該畫之價大跌。看來國畫會繼續用繁體題字，直到永遠，正如印章用篆書幾千年不改，觀者讀不出只能嘆自己的學問不足矣。香港的小朋友們不要中雷公公之計，小小的投資學繁體，長大後可以表演一番——今天的香港還在教繁體是學子們的大幸。
還要指出孫過庭跟着說的一句：「真虧點劃，猶可記文。」翻進這裡的內容，是說：寫不是草書的繁體字，寫錯了筆劃無傷大雅。這些是中國書法藝術的文化，既有深度，也過癮。如果我有權話事，我會規定香港的中學生在畢業之前要背得出長達幾千字的孫過庭《書譜》的整篇。那是一篇文采煥然、擲地有聲、藝術哲理來去縱橫的精彩文章，花幾天背熟，再花幾天解通，學子的終生享用其妙無窮也。
干擾源自下面自作聰明
（三）最後要說的是文化教育課程的編排。這裡香港的專家可能不夠多，但內地是愈來愈多了。選出約九項題材吧：國畫、書法、文字、陶瓷、石雕、音樂（尤其是古琴）、青銅、哲理（尤其是孔子）、金銀器。然後每項到內地找兩至三位專家寫報告，說明是中、小學用的，也說明要有示範照片或圖片，加上要提供參考讀物。二萬港元一份報告可以買到很好的。拿得這些資料，再在香港找中學老師重寫及編輯，要說明資料的來源，中學與小學要有不同的水平，而老師們讀了參考讀物就可以教。
回頭說北京上頭的指示與下面的自作聰明，我是過來人，被下面封殺過無數次，有三本書整本罵我一個人，也有些大名鼎鼎的大學約了我講話但臨時取締。我認為這些不幸全部起於下面的自作聰明，與中宣部毫無關係。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後不久，我跟香港新華社的一位朋友說得清楚：「你們要我不寫評論中國的文章可以，只說一句就成。你們要我寫這種文章也可以，但不能教我怎樣寫，因為我不會寫自己不相信的。」從那時到今天的三十年，北京的朋友沒有干擾過我。唯一的「干擾」是沒有經我同意複製了幾千本我在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屬盜版，說明是「內部閱讀」的。我高興！
下面的干擾則無數。最明顯的例子是二○○八年為科斯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內地一家刊物見到，要整篇長文刋登。我說可以，但一個字也不能改。他們同意了，但跟着來郵，建議修改三十多處，而大罵新勞動法的後記不能刋登。我回郵說：「你們改一個字我會法律起訴。」後來北京出版該文的中、英二語全文，一個字也沒有改。北京根本不管！
我敢跟任何人打賭，如果寄一篇寫得好的內容有點敏感的文章給十家內地的刊物，要求發表，他們回應需要刪改的地方十家各各不同！這是各有各自作聰明的證據。
不需猜測北京要什麼
最麻煩是capitalist這個字。一九八二年我在英國發表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這個書名不是我起的，據說是戴卓爾夫人的辦公室的要求。我反對，但他們堅持，我依他們的。這裡capitalist不能譯作「資本家」，要譯作「資本主義」，書名因而譯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為這個書名我在內地到處碰壁，顯示着自作聰明的人可以很一致！不幸，為了這個書名我的《英語論文選》要推遲兩年才能在北京出版。偉大天才不知何解也：該書名早些時在北京出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的中、英二語一書內出現過八次。
現在輪到科斯碰壁了。他和助手王寧為我的Will China Go Capitalist？寫了一本厚很多的續集，題為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翻了成中文，要在北京出版，但又是因為capitalist這個字過不了關！該書讚賞中國的成就，而capitalist這個字在西方只有馬克思的傳統有負面意識。其實當年英國的要求是問：中國會真的改革嗎？但reform一詞在西方很老土，很俗套，老生常談得太多了：歷史上無數的改革皆慘淡收場。Go Capitalist有點別開生面，會叫讀者的精神抖擻起來。
國民教育，如果能闡釋為有市場價值的學問，我們沒有理由反對。上屆的曾特首與今天的梁特首不需要猜測北京要的是些什麼。另一方面，我認為今天內地的中、小學的思想教育（稱政治課），也應該轉向老人家在本文提出的範疇走。若如是，上蒼有知，假以時日，中國每年的實質國民收入增加要以億萬計矣！何樂不為哉？
文中小題為信報所加
原文：信報
http://www.hkej.com/template/forum/php/forum_details.php?blog_posts_id=94281
2012年11月5日 星期一
《中國模式》響朵 浸大收親中資金撰香港史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繼出版備受批評的國教手冊《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後，近日又因一本《香港藍皮書》內容失實，中文大學要發聲明反駁。儘管兩書的偏頗內容備受抨擊，但研究所的保守政治取向，似乎反而吸引到親中商人垂青，巨額資助研究所編寫香港通史，爭奪香港歷史的論述。
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手上有一個編纂《香港通史》的計劃，由研究所所長薛鳳旋主理，極具野心，打算出版14卷，可能需時8年。計劃在上月中得到王新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王惠貞捐款500萬元資助：
研究焦點為1840年至2011年的香港綜合性歷史，內容涵 蓋政治、經濟、社會、新界的發展、城市規劃、交通、中外關係、軍事、人口、人物和文化風俗等。《香港通史》中文版14卷的編寫工作（共300萬字），預計需時5年至8年。出版後，該書將翻譯成英文，供研究香港歷史及社會的海外學者參考。
（《文匯報》王惠貞助浸大出版《香港通史》 17/10/2012）
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研究風格，從《中國模式》和《香港藍皮書》兩本出版物已可見一斑。而捐款資助編寫《香港通史》的王惠貞，原來也是愛國愛黨、熱心建港人士，她是全國政協委員，亦曾任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執委、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會理事、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常委、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會長等公職，履歷反映她是親中建制派中人。
王所屬的九龍社團聯會，與立法會議員梁美芬的地區組織「西九新動力」關係密切，王自己亦是西九新動力的一員。今年立法會選舉時，王除了公開呼籲選民投梁美芬一票外，亦有到場支持九龍東謝偉俊的競選活動。作為王新興集團的董事總經理，王惠貞經常出錢資助「紅色」教育活動。
王惠貞愛國不流於空談。香港回歸以來，她積極主動參與各項愛國愛港等公益活動：組織社團慶國慶、慶回歸，組織社團訪京、組織學生赴內地學習、組織商界與婦女界代表訪問鄉梓，組織商團到內地投資，組織政協委員往內地考察，組織商界人士到邊遠地區扶貧助學，組織內地學生到香港交流等等，不勝枚舉。
（《紫荊雜誌》王惠貞：用愛心成就人生）
這部《香港通史》資金來自紅色商人，未知會否影響到內容一如《中國模式》和《香港藍皮書》般保守。當代中國研究所出版的《香港藍皮書──香港發展報告(2012)‧香港回歸15周年專輯》一出，惹來中大的嚴正聲明，指該書「有關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一節，不盡不實，對香港中文大學的聲譽造成損害」。
查《藍皮書》206 頁第iii 點中指：「在學科變動上，大學與中學被要求設立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擠壓和減少正當學科的教時外，實際上方便了大量西方普世價值侵入學校，例如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由美國一個基金贊助並協助撰寫教材，其教學方向實際上已由該基金主導。」其中有關本校通識教育的失實描述，令人震驚。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聲明）
《藍皮書》誣衊中大課程有幕後金主話事，未知《香港通史》的編纂方向又是否會受親中商人的政治取向影響，緊跟中國官方立場，歪曲香港那170年歷史。
原文:主場新聞
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E4%B8%AD%E5%9C%8B%E6%A8%A1%E5%BC%8F-%E9%9F%BF%E6%9C%B5-%E6%B5%B8%E5%A4%A7%E6%94%B6%E8%A6%AA%E4%B8%AD%E8%B3%87%E9%87%91%E6%92%B0%E9%A6%99%E6%B8%AF%E5%8F%B2/
2012年11月3日 星期六
謝凌潔貞批反國教學生被洗腦
保衞香港自由聯盟昨舉行反國教論壇，不少市民到場發表意見。
【本報訊】香港路德會昨舉行論壇，宣佈轄下學校將推行以基督教為本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學校雖可自行決定是否開科，但無論如何都要安排課時。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於論壇上暗示反國教學生受媒體誤導。反國教先鋒韓連山則指，革命雖然迫使政府撤回指引，卻留下魔鬼尾巴，教育前線仍充斥洗腦影子。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於路德會論壇上，多番暗示反國教學生受媒體誤導。她指教育界希望學生求真，「應該自己睇吓份指引，同報章所講是否一致，是否有出入」。學生不應輕信未經證實的說法，「如果睇到乜就信乜，咁就真係會俾人洗腦」。她強調當局設計課程指引時，一直以德育為根本。
路德會學校續推國教科
香港路德會會長戎子由稱，該會與政府是「好夥伴」，配合政府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責無旁貸。他強調要積極教育學生，「將來對國家發展有所貢獻」。學校可自行決定是否獨立成科，但無論是否開科，均須安排課時，並以聖經為本。
路德會教育統籌主任丘芳濠則指，基督教導人向善，該會轄下學校一向着重德育教育，透過宗教科等培養學生品德；國民教育則靠中史科及通識科回應。「雖然冇咗指引，但覺得好嘅會繼續做」。
韓連山指魔鬼尾巴仍在
保衞香港自由聯盟昨晚亦舉行反國教論壇，曾絕食抗爭逾百小時的韓連山，於論壇上批評「校本自決」等同讓國教「借屍還魂」。他稱，反國教革命雖然迫使政府撤回指引，卻留下魔鬼尾巴，「呢條尾巴仍然周圍點緊火」。
學民思潮成員張秀賢稱，政府未撤回指引前，市民有清晰目標，較容易凝聚社會力量；撤回指引後，反國教變成「無形戰役」，「明顯難打咗」。但他相信市民經過一系列的反國教行動後「已經醒咗」，接下來要密切監察洗腦教育有否滲入校園。
【全民監察遍地開花】
如發現有學校、組織以任何方式明推、暗推洗腦教育，可向《蘋果》報料：adnews@appledaily.com
原文：蘋果日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1103/18056202?fb_comment_id=fbc_402428056497875_3485327_402510169822997#f2f49c6988
2012年10月17日 星期三
2012年10月15日 星期一
張秀賢: 去中國化的元凶是政府
當國教科爭議隨着國教科指引擱置而寂靜下來，但問題依然未解決。過去十五年來，教育當局都不斷改變教育政策，取消中史必修、陰乾中國文學等科目，導致以認識「國家」為名的國民教育科乘勢推行。如何根治國教科後遺症，如何令學生全面認識國情，而不會接受任何偏頗資訊，就是將來的討論重點。
回歸後，董建華政府雖然調整教學語言政策，推行「母語教學」、「普教中」等改革，意圖帶領香港下一代「人心回歸」，可是劣迹斑斑，最後以失敗告終。董建華政府亦於二○○○年以「校本發展」為名，推行科目重組合併，最後令初中中國歷史先被取消初中必修科資格，之後與歷史科、地理科等科目合併成「綜合人文科」，雖則原意是希望令學生可以更有興趣學習歷史，但最後形成「科不成科」的局面，令學生學不到真正需要認識的歷史知識。
其次，中國文學科亦由以往較受歡迎的科目，變成現在的「夕陽科目」，只有百餘間中學（不足一半中學）開設中國文學科作高中選修科。這亦因為政府及教育當局一直撥出大資源至一些實用科目，忽視人文科目所致。此外，昔日中學高考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亦在新高中改革時，變成中國語文科，文化部份則只成為課程中的選修單元。筆者為一文憑試考生，發覺能夠在中文科獲取的文化知識很少，與高考中化科相比，真的相差太遠，課程完全銜接不了。再者，從數據而言，首次報考中史科的考生比率由一九九九年的百分之三十八點五（會考）急跌至去年的百分之十六點四（中學文憑試），而報考中國文學的考生人數亦由以往高考的近四千人，下跌至文憑試的三千人，亦反映到中史及中國文學在政府的教育政策下逐漸衰落。
最近，經常有人批評反國教者，如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學民思潮及教協的意圖是「去中國化」，不讓下一代認識中國。但大家必須要認清一個事實，就是政府才是製造「去中國化」的元凶。認識中國，不代表要認識政權。指摘我們「去中國化」者，請向現屆政府要求提供更多資源推行全面文化及歷史教育，別要再製造「偽命題」，攻擊意見相反之人。
張秀賢
學民思潮發言人
原文: 蘋果日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1015/18040260
陳健民﹕假如我們認真地推動國民教育 ——讀《陳獨秀全傳》有感
【明報專訊】國民教育終於擱淺，最少在梁振英任內不能再次啓航。有些反對者認為政府未在宇宙中將國教科消滅，是埋下計時炸彈。筆者認為政府強推國教，是強權，但不容許愛國學校辦國教，同樣是強權。希望大家對抗強權的同時，不要無意中添加了政府的權力。
我認為國教科毋須撤走，但國教指引卻非撤不可。此指引開宗明義，不是傳授知識，而是要塑造價值觀和態度，孕育情懷，確立身分認同。這背後反映的是北京和香港「愛國力量」長時期對香港的偏見：香港人受殖民地荼毒，人心尚未回歸。他們看不見港人對內地發生災難時的關切和對李旺陽等違反人權事件的痛心，所反映出的情懷和身分認同。更有甚者，指引在世界範疇談民主、平等、人權等價值，而在國家範疇卻只談理性、歸屬感、愛國心等，而不知民族主義必須在普世價值引導下方能避免狹隘的種族主義。
了解國情 了解黨史
中央以至愛國力量想在香港推行國教，應先考慮從認知層面入手，讓香港孩子完整地了解國情，譬如了解黨史。了解黨史，不如先了解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先生的生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唐寶林教授，2011年在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協助下便出版了《陳獨秀全傳》。此書肯定比早前政府資助出版的《中國模式》有公信力，現在還想辦國民教育的學校應好好參考。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悍將，1904年他辦起《安徽俗話報》，就在報社牆上寫了一副對聯：推倒一時豪傑擴拓萬古心胸。作為北大文科學長，在五四運動期間，他高舉德先生、賽先生的旗幟，透過《新青年》雜誌鼓吹民主和科學。當年魯迅看到辛亥革命並未帶來社會和文化的徹底更新，曾經懷疑、失望、頹唐，以抄寫古碑來讓生命「暗暗地消去」。若不是得到陳獨秀喚醒，不斷催促他在《新青年》發表文章，魯迅也只能在「昏睡中死滅」。當時年輕人心中，陳獨秀、李大釗是「北李南陳、兩大星辰、漫漫長夜、吾輩仰承」。
中國積弊難返，俄羅斯卻傳來十月革命的炮響，陳獨秀開始轉向共產主義思想。但許多人不知的，是早年共產主義思想多從日本和美國傳入。胡適就曾抱怨新青年走向左傾，「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漢譯本」，而此Soviet Russia其實是美國紐約的蘇俄政府辦事處的機關刊物。不僅如此，在《新青年》其中一期的封面上的圖案竟然是照抄美國社會黨的黨徽。此外，由上海中共發起組創刊的《COMMUNIST——共產黨》與當年英國共產黨黨刊——COMMUNIST不僅在形式上完全一樣，在內容上也是大量譯自該刊。今天在香港，像吳康民先生這些老左派，每見港人爭取民主自由都歸咎於外國勢力插手。如果他們理解到中共開山祖師們都從西方汲取革命精神，或者就不用太過仇外。
1921年，陳獨秀與一群熱血青年創立了中國共產黨，但理論上中國未踏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現實上亦實力不足。在共產國際的主導下，共產黨人其後全面加入國民黨。兩黨在意識形態上分歧甚大，這種國共合作不單同牀異夢，更是各懷鬼胎。但共產黨人應否與國民黨人爭奪領導權，引起黨內和共產國際的爭議。直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深感內外受困，他的秘書回憶說陳獨秀白天去開會，晚上在房子裏轉來轉去，直至深夜，不斷對天長嘆說共產國際的政策令他無所適從。
陳獨秀失勢之後，1929年開始推動「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內民主」相結合的托洛斯基主義，其中一個原因是托洛斯基批評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錯誤指揮，造成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讓陳出了一口烏氣。但斯大林絕不容許黨內出現反對聲音，而由陳獨秀領導、以「中共黨內反對派」自居的托派組織自然受到鎮壓，最終這位中共創辦人被中共開除出黨。但陳獨秀並不以此為憾，因為托派與中共的戰略路線已經愈走愈遠。托派對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持懷疑態度，反對建立聯合戰線，對於「紅軍─農村武裝割據」戰略亦同樣懷疑，陳獨秀還以「土匪」一語侮辱紅軍。托派在鼓吹黨內民主以外，還推動國民會議運動，要求普選國會。今天看來，無論革命理論誰對誰錯，中共否決托派有關黨內、外的民主主張，正是日後中國重重災難的根源。
上好的國民教育素材
不過托派自己亦山頭林立，互相攻訐，爭做正統。結果在內鬥中，陳獨秀精疲力竭，最終被托派排斥。陳獨秀最後一次被國民政府拘補是1932年，包括蔡元培、林語堂等各方才俊聯名向政府求情，但陳獨秀卻視死如歸，在被押解往南京的列車上，「鼾睡達旦，若平居之無事者然」。在法庭上，他雄辯滔滔，認為國家是土地、人民、主權的總和。賣國於外敵，毁壞民權之內政才是叛國。「若認為在野黨反抗不忠於國家或侵害民權的政府黨，而主張推翻其政權，即屬叛國。則古今中外的革命政黨，無不曾經叛國。」今日重聽這段說話，特別是「毁壞民權之內政」亦算叛國，驚覺是上好的國民教育素材！
陳獨秀晚年，寫下不少文章和書信重新肯定他年輕時的民主信念，他認為人類的歷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發展史，民主是社會進步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標。胡適說這是陳獨秀「從苦痛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的自由」。但這位中共創始人的大覺大悟並不為中共欣賞，多年來陳獨秀或被攻擊為右傾機會主義者、反黨、反革命，甚至漢奸叛徒，或者是半遮半掩，不願承認他的歷史地位。
還是撤吧！
假如我們認真地推動國民教育，我們應該利用香港自由的環境，還中共黨史的全貌，最少教導我們的孩子，從中共創始人的思想歷程，了解到民主的可貴。
梁振英如果讀到此文，可能他會說：還是撤吧！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 明報
http://hk.news.yahoo.com/%E9%99%B3%E5%81%A5%E6%B0%91-%E5%81%87%E5%A6%82%E6%88%91%E5%80%91%E8%AA%8D%E7%9C%9F%E5%9C%B0%E6%8E%A8%E5%8B%95%E5%9C%8B%E6%B0%91%E6%95%99%E8%82%B2-%E8%AE%80-%E9%99%B3%E7%8D%A8%E7%A7%80%E5%85%A8%E5%82%B3-%E6%9C%89%E6%84%9F-211008346.html
我認為國教科毋須撤走，但國教指引卻非撤不可。此指引開宗明義，不是傳授知識，而是要塑造價值觀和態度，孕育情懷，確立身分認同。這背後反映的是北京和香港「愛國力量」長時期對香港的偏見：香港人受殖民地荼毒，人心尚未回歸。他們看不見港人對內地發生災難時的關切和對李旺陽等違反人權事件的痛心，所反映出的情懷和身分認同。更有甚者，指引在世界範疇談民主、平等、人權等價值，而在國家範疇卻只談理性、歸屬感、愛國心等，而不知民族主義必須在普世價值引導下方能避免狹隘的種族主義。
了解國情 了解黨史
中央以至愛國力量想在香港推行國教，應先考慮從認知層面入手，讓香港孩子完整地了解國情，譬如了解黨史。了解黨史，不如先了解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先生的生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唐寶林教授，2011年在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協助下便出版了《陳獨秀全傳》。此書肯定比早前政府資助出版的《中國模式》有公信力，現在還想辦國民教育的學校應好好參考。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悍將，1904年他辦起《安徽俗話報》，就在報社牆上寫了一副對聯：推倒一時豪傑擴拓萬古心胸。作為北大文科學長，在五四運動期間，他高舉德先生、賽先生的旗幟，透過《新青年》雜誌鼓吹民主和科學。當年魯迅看到辛亥革命並未帶來社會和文化的徹底更新，曾經懷疑、失望、頹唐，以抄寫古碑來讓生命「暗暗地消去」。若不是得到陳獨秀喚醒，不斷催促他在《新青年》發表文章，魯迅也只能在「昏睡中死滅」。當時年輕人心中，陳獨秀、李大釗是「北李南陳、兩大星辰、漫漫長夜、吾輩仰承」。
中國積弊難返，俄羅斯卻傳來十月革命的炮響，陳獨秀開始轉向共產主義思想。但許多人不知的，是早年共產主義思想多從日本和美國傳入。胡適就曾抱怨新青年走向左傾，「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漢譯本」，而此Soviet Russia其實是美國紐約的蘇俄政府辦事處的機關刊物。不僅如此，在《新青年》其中一期的封面上的圖案竟然是照抄美國社會黨的黨徽。此外，由上海中共發起組創刊的《COMMUNIST——共產黨》與當年英國共產黨黨刊——COMMUNIST不僅在形式上完全一樣，在內容上也是大量譯自該刊。今天在香港，像吳康民先生這些老左派，每見港人爭取民主自由都歸咎於外國勢力插手。如果他們理解到中共開山祖師們都從西方汲取革命精神，或者就不用太過仇外。
1921年，陳獨秀與一群熱血青年創立了中國共產黨，但理論上中國未踏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現實上亦實力不足。在共產國際的主導下，共產黨人其後全面加入國民黨。兩黨在意識形態上分歧甚大，這種國共合作不單同牀異夢，更是各懷鬼胎。但共產黨人應否與國民黨人爭奪領導權，引起黨內和共產國際的爭議。直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深感內外受困，他的秘書回憶說陳獨秀白天去開會，晚上在房子裏轉來轉去，直至深夜，不斷對天長嘆說共產國際的政策令他無所適從。
陳獨秀失勢之後，1929年開始推動「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內民主」相結合的托洛斯基主義，其中一個原因是托洛斯基批評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錯誤指揮，造成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讓陳出了一口烏氣。但斯大林絕不容許黨內出現反對聲音，而由陳獨秀領導、以「中共黨內反對派」自居的托派組織自然受到鎮壓，最終這位中共創辦人被中共開除出黨。但陳獨秀並不以此為憾，因為托派與中共的戰略路線已經愈走愈遠。托派對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持懷疑態度，反對建立聯合戰線，對於「紅軍─農村武裝割據」戰略亦同樣懷疑，陳獨秀還以「土匪」一語侮辱紅軍。托派在鼓吹黨內民主以外，還推動國民會議運動，要求普選國會。今天看來，無論革命理論誰對誰錯，中共否決托派有關黨內、外的民主主張，正是日後中國重重災難的根源。
上好的國民教育素材
不過托派自己亦山頭林立，互相攻訐，爭做正統。結果在內鬥中，陳獨秀精疲力竭，最終被托派排斥。陳獨秀最後一次被國民政府拘補是1932年，包括蔡元培、林語堂等各方才俊聯名向政府求情，但陳獨秀卻視死如歸，在被押解往南京的列車上，「鼾睡達旦，若平居之無事者然」。在法庭上，他雄辯滔滔，認為國家是土地、人民、主權的總和。賣國於外敵，毁壞民權之內政才是叛國。「若認為在野黨反抗不忠於國家或侵害民權的政府黨，而主張推翻其政權，即屬叛國。則古今中外的革命政黨，無不曾經叛國。」今日重聽這段說話，特別是「毁壞民權之內政」亦算叛國，驚覺是上好的國民教育素材！
陳獨秀晚年，寫下不少文章和書信重新肯定他年輕時的民主信念，他認為人類的歷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發展史，民主是社會進步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標。胡適說這是陳獨秀「從苦痛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的自由」。但這位中共創始人的大覺大悟並不為中共欣賞，多年來陳獨秀或被攻擊為右傾機會主義者、反黨、反革命，甚至漢奸叛徒，或者是半遮半掩，不願承認他的歷史地位。
還是撤吧！
假如我們認真地推動國民教育，我們應該利用香港自由的環境，還中共黨史的全貌，最少教導我們的孩子，從中共創始人的思想歷程，了解到民主的可貴。
梁振英如果讀到此文，可能他會說：還是撤吧！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 明報
http://hk.news.yahoo.com/%E9%99%B3%E5%81%A5%E6%B0%91-%E5%81%87%E5%A6%82%E6%88%91%E5%80%91%E8%AA%8D%E7%9C%9F%E5%9C%B0%E6%8E%A8%E5%8B%95%E5%9C%8B%E6%B0%91%E6%95%99%E8%82%B2-%E8%AE%80-%E9%99%B3%E7%8D%A8%E7%A7%80%E5%85%A8%E5%82%B3-%E6%9C%89%E6%84%9F-211008346.html
譚天媚: 為何不好好學中史？
工作的地方，華洋雜處，近期每每談起那鬧得滿城風雨的國民教育，外籍同事均大惑不解：何以香港要搞這不倫不類的國民教育，卻毋須教導中國歷史，「哪有不學自己國家歷史這麼奇怪的」？語塞！
身邊朋友多屬理性之人，但說起國民教育便皺眉頭，慨嘆為何學校不好好教導他們的孩子中華上下那浩瀚歷史？日後孩子不懂引經據典拋書包事小，無法令前事之鑑，變成後事之師，那才是大事。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近日翻看林語堂先生的嘔心力作之一《吾國與吾民》，感慨良多。林先生這部著作在海內外影響巨大，若非他對中國文化、歷史了然於心，怎可能有如此經典？怎能如此透徹分析中國這個國家及其人民？林先生自序首段引用的孔夫子古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足顯見林先生的襟懷。
今天的香港，某程度上，與當年林語堂先生寫作《吾國與吾民》的時代多有相似，那就是年輕人生長於一個大變革的社會環境內，「紛紜雜糅，幾乎扯碎了青年們脆弱的心靈……這樣的結果，便是一種新的革命情緒」，這是美國作家賽珍珠為林語堂此書所作序言中所描述的民國初期中國。正因為此，旅居美國的林先生用英文寫成的《吾國與吾民》，不但讓西方更好了解中國人、中國文化，也是他自省中國這個國家，其人民及文化的心歷路程。很難想像，不懂得古今，中外融會貫通，此巨著怎可能誕生？又怎可能令後人得益？
請讀一讀林氏名著
香港有著特別的歷史，有著特別的中西匯聚文化。回歸後，香港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作為中國的一部份，但又在一國兩制之下，她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等，無一不經受著全新的衝擊，香港要繼續包容，繼續多元，不好好學習，分析自己國家的歷史及文化，國民身份認同真是從何談起？
有心做好教育的特區政府中人，為了我們的下一代，好好讀一讀《吾國與吾民》，領略「其惟春秋乎」的意義。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原文: 新報
http://www.hkdailynews.com.hk/news.php?id=255442
2012年8月31日 星期五
認識真實中國 非靠國教赤化
撰文:成名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欄名:國民教育紛爭
有關德育和國民教育科的爭論自7月以來愈趨熾熱。按港大8月下旬民調，盡管57%市民反對政府在今年試推國民教育3年開展期，特區政府仍寸步不讓，並提出不同理由合理化其強硬立場。那些理由充分嗎？
首先，梁振英說學校及教師可自行編定國民教育科教材，彷彿教師在教該科時有完全的自主。實情是教師必須根據國民教育《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文件指引》（下稱《指引》）教學。
今年5月，教育局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主席李焯芬在《香港新政府如何推動國民教育》思想者論壇上，提到「如果3年之後有學校不跟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來開辦課程，教育局會通過視學制度來處理，視學小組會指出其不足之處，要求糾正」，並指教師必須達到教育局所訂的「教學標準」；教育局將來亦可以學校偏離《指引》為由，對學校在財政及學生派位上施壓。這種鳥籠式的自由與真正的教學自主相去千萬里（註1）。
教材走向規範 學校恐難自主
在教材方面，梁振英曾經承諾，教育局會將教材放到網上平台，讓公眾監察。但在同一場合中，李焯芬卻指國民教育的教材，將來可能會有「更規範化的做法」。言下之意，即教育局會將教材盡量統一，假如是朝中央教材方向進發，後果將不堪設想。
另一方面，雖然當局指德育和國民教育科將以「校本化」形式推行，但李焯芬卻明確提到「10年後有了更多經驗，也許會有更好的平台做中央式的設計」。種種迹象顯示，所謂「校本化」及「沒有官方指定教材」之說，只是緩兵之計。課程一旦落實，學校根本沒有自主教學可言。
硬銷身份認同 黨國混為一談
其次，梁振英說「國情」部分只佔內容5%，有信心公眾在了解事實後便會釋疑。但該數字如何計算出來？若有問題的「國情」部分涉及洗腦，則無論佔整體內容有多少，都不應存在，況且分量輕不代表毒性輕。正如教育局在審批中史教科書時，若書中有一個部分指日本二戰時在南京不是進行大屠殺，也不會准許出版商推出市面。同理、若國民教育包含鼓吹盲目愛黨的內容，即使只有1%，都不應該在學校推行。
第四，政府說國民教育不涉及洗腦，但《指引》只不斷重複學生要確立國民身份認同、愛國心，對國家建立自豪和歸屬感，又完全避談中國的政治現實。例如《指引》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隻字不題，更遑論談及一黨專政帶來的貪腐問題；對「國家」、「黨」、「民族」、「公民」等概念更是含糊不清，將愛國與愛黨混為一談。真正認識國情教育，是鼓勵學生反思國內當前的社會問題、民主及法治的發展、公民權利等議題。若過分放大國家的「光明面」，國民教育只會淪為「洗腦式」政治意識灌輸。
關心內地事件 港無「去中國化」
第五，近年不少科目已包含了國情教育的內容。例如高中必修的通識科之「當代中國」單元、初中的生活與社會科、綜合人文科和公民教育科，另外還有兩科歷史。更何況現時通識科的「當代中國」單元，對中國社會政治等弊病已避重就輕，對六四、文革等近代史避而不談。為免架床疊屋，我們應先優化通識科，而不是額外加開問題多多的國民教育科。
最後、有論者指反對國民教育是鼓勵「去中國化」、拒絕認識中國。事實上，本地反對國民教育的眾多團體希望推動的，正正是全面地、批判地認識中國。如果香港社會真的有所謂「去中國化」的趨勢，港人也不會如此關心六四、李旺陽、保釣等事件了。
其實民間社會憂慮的是，是香港日漸赤化，港人會像內地人民般，活在中共政權的謊言下，不能認識真實的中國，而下一代更受洗腦式愛國教育的毒害，盲目擁護執政黨的主張，重蹈狂熱民族主義者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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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mag.chinareviewnews.com/doc/1021/3/1/7/10213174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131742&mdate=0608002457
原文：經濟日報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e384ae75-8115-485d-9af8-fc6fa1c568ad-761692
欄名:國民教育紛爭
有關德育和國民教育科的爭論自7月以來愈趨熾熱。按港大8月下旬民調，盡管57%市民反對政府在今年試推國民教育3年開展期，特區政府仍寸步不讓，並提出不同理由合理化其強硬立場。那些理由充分嗎？
首先，梁振英說學校及教師可自行編定國民教育科教材，彷彿教師在教該科時有完全的自主。實情是教師必須根據國民教育《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文件指引》（下稱《指引》）教學。
今年5月，教育局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主席李焯芬在《香港新政府如何推動國民教育》思想者論壇上，提到「如果3年之後有學校不跟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來開辦課程，教育局會通過視學制度來處理，視學小組會指出其不足之處，要求糾正」，並指教師必須達到教育局所訂的「教學標準」；教育局將來亦可以學校偏離《指引》為由，對學校在財政及學生派位上施壓。這種鳥籠式的自由與真正的教學自主相去千萬里（註1）。
教材走向規範 學校恐難自主
在教材方面，梁振英曾經承諾，教育局會將教材放到網上平台，讓公眾監察。但在同一場合中，李焯芬卻指國民教育的教材，將來可能會有「更規範化的做法」。言下之意，即教育局會將教材盡量統一，假如是朝中央教材方向進發，後果將不堪設想。
另一方面，雖然當局指德育和國民教育科將以「校本化」形式推行，但李焯芬卻明確提到「10年後有了更多經驗，也許會有更好的平台做中央式的設計」。種種迹象顯示，所謂「校本化」及「沒有官方指定教材」之說，只是緩兵之計。課程一旦落實，學校根本沒有自主教學可言。
硬銷身份認同 黨國混為一談
其次，梁振英說「國情」部分只佔內容5%，有信心公眾在了解事實後便會釋疑。但該數字如何計算出來？若有問題的「國情」部分涉及洗腦，則無論佔整體內容有多少，都不應存在，況且分量輕不代表毒性輕。正如教育局在審批中史教科書時，若書中有一個部分指日本二戰時在南京不是進行大屠殺，也不會准許出版商推出市面。同理、若國民教育包含鼓吹盲目愛黨的內容，即使只有1%，都不應該在學校推行。
第四，政府說國民教育不涉及洗腦，但《指引》只不斷重複學生要確立國民身份認同、愛國心，對國家建立自豪和歸屬感，又完全避談中國的政治現實。例如《指引》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隻字不題，更遑論談及一黨專政帶來的貪腐問題；對「國家」、「黨」、「民族」、「公民」等概念更是含糊不清，將愛國與愛黨混為一談。真正認識國情教育，是鼓勵學生反思國內當前的社會問題、民主及法治的發展、公民權利等議題。若過分放大國家的「光明面」，國民教育只會淪為「洗腦式」政治意識灌輸。
關心內地事件 港無「去中國化」
第五，近年不少科目已包含了國情教育的內容。例如高中必修的通識科之「當代中國」單元、初中的生活與社會科、綜合人文科和公民教育科，另外還有兩科歷史。更何況現時通識科的「當代中國」單元，對中國社會政治等弊病已避重就輕，對六四、文革等近代史避而不談。為免架床疊屋，我們應先優化通識科，而不是額外加開問題多多的國民教育科。
最後、有論者指反對國民教育是鼓勵「去中國化」、拒絕認識中國。事實上，本地反對國民教育的眾多團體希望推動的，正正是全面地、批判地認識中國。如果香港社會真的有所謂「去中國化」的趨勢，港人也不會如此關心六四、李旺陽、保釣等事件了。
其實民間社會憂慮的是，是香港日漸赤化，港人會像內地人民般，活在中共政權的謊言下，不能認識真實的中國，而下一代更受洗腦式愛國教育的毒害，盲目擁護執政黨的主張，重蹈狂熱民族主義者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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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mag.chinareviewnews.com/doc/1021/3/1/7/10213174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131742&mdate=0608002457
原文：經濟日報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e384ae75-8115-485d-9af8-fc6fa1c568ad-761692
2012年8月28日 星期二
硬推國教 不如還我中史 參考西方例子 教育界促讓學生借古鑑今
【本報訊】政府以香港學生對中國「認識不足」為由硬推國民教育，卻同時陰乾中國歷史科。中史科多年前由必修科改為選修，但觀乎歐、美、亞洲多個地區的中小學課程，國史均是必修科。德國學生更必讀納粹屠猶始末，面對先輩罪行，毋忘歷史傷口。教育界批評港府殺中史、推國教是捨本逐末，倡議「還我中史科」，讓下一代正視國家的光榮與黑暗。
記者：歐陽子瑩 白琳
本報翻查英、美、德、澳、台灣及新加坡的中、小學課程文件，發現除了新加坡，其他均不設國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而是推行講述公民責任及民主政制的公民教育（Civic/ Citizenship Education），後者包涵的國民教育元素僅佔一小部份。在中、小學推行國民教育的新加坡，要求學生同時修讀公民教育，初中生必修歷史。
德國必修納粹屠殺
德國全數16個聯邦把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列作必修課程，屬德國及歐洲近代史的主要章節。「納粹大屠殺」教育行動委員會的資料顯示，德國學生14歲就認識納粹獨裁體制及發動戰爭等歷史，同時在公民教育科利用政治及社會學角度分析大屠殺的源起。委員會指出，屠猶歷史教育不單避免暴行重演，也讓學生明瞭「當別人被打壓，我們選擇沉默與冷漠是何等危險」。
建制派常指美國「愛國教育」十分成功，但事實上，美國多數州分的公民教育都不是必修，公民意識及愛國情懷主要透過歷史、社會教育科培養出來；澳洲由小學基礎班至中學10年級均須修讀世史及國史。
中國歷史教育學會榮譽主席、國民教育學會主席梁炳華痛斥政府一直淡化和消滅中史科，設國民教育科是本末倒置。他指，大部份培養學生身份認同、民族情感的教材可見於中史書，「講愛國，岳飛、文天祥亦可以激發學生情感，根本唔需要渲染、硬灌輸」。他回想，當年上中史老師講述中國抗日，聽得他熱淚盈眶，「唔使人評估我、畀分數」。
港年輕人缺歷史觀
任教中史科逾30年的聖公會基孝中學中史科主任甄枝明也反對設國民教育科，因中史及通識已能讓學生認識中國，愛國情感亦不能強行灌輸，「與其硬推，不如加強中史教育」。
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劉智鵬認為，是時候把討論焦點放回中國歷史科。他批評香港年輕人沒有歷史觀，這一代人長期「集體失憶」，對社會問題只能單就目前狀況批評，不懂得借古鑑今全面分析。
紅出沒注意
如發現有學校、組織推行紅色洗腦教育，可向《蘋果》報料：adnews@appledaily.com
原文：蘋果日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0828/18002170
2012年8月12日 星期日
秋盈:國民教育
今天才來談國民教育，可能有點晚了，但我其實不吐不快。然而這件事牽涉的事情太多、太複雜，不做一點功課，沒有深思熟慮，只會人云亦云，那還寫來幹甚麼？
首先表明立場：我原則上贊成推行德育與國民教育，但反對以香港政府建議的指引和方式來實施。原因很簡單，因為沒有必要，而且教育當局根本不知何謂德育與國民教育，課程指引一味堆砌概念用語，敷衍塞責，令人齒冷。我不知道－－也不想揣測－－當局推行國民教育的真正目的，但看《德育與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的第一章第一節，已知袞袞諸公，俱是庸碌無能、尸位素餐之輩。且看這一段：
「德育及國民教育是學校課程的重要元素，各學習領域／科目，例如：小學常識科、初中生活與社會課程、高中通識教育科等，從不同領域及層面，加深學生對相關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的認識和掌握。隨著社會轉變，不同文化和資訊衝擊青少年的價值觀，各界對學校加強品德培育的訴求愈來愈強烈；加上國家迅速發展及「全球化」的影響，令社會普遍認同德育及國民教育，對學生未來發展有重要影響。」
既然小學常識科、初中生活與社會課程、高中通識教育科等，均已涵蓋德育與國民教育的「重要元素」，敢問為何還要在小一至中六把德育與國民教育獨立成科？課程內容與現有的科目有何不同？如何確保內容不會重複，以免浪費人力物力？至於「各界對學校加強品德培育的訴求愈來愈強烈；加上國家迅速發展及『全球化』的影響，令社會普遍認同德育及國民教育，對學生未來發展有重要影響」云云，亦無任何證據支持，連民意調查結果也欠奉，敢問「各界」指的是誰？包括姑奶奶麼？
課程分為五個範疇，分別是個人、家庭、社群、國家、世界。引起最大爭議的正是「國家」的部分，小學、初中與高中的內容重點各有不同。其學習目標包括：
從認識國家的山川地貌、天然資源、古蹟文物等，提升對國家的歸屬感；
體會國家當代發展，培養反思精神，建立國民身分認同；
從追溯中國傳統習俗和自己／同儕的祖籍及家鄉，萌發對國家、家鄉、居住地的歸屬感；
向國家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借鏡，學習他們的品格情操，體會延續與承傳；
從關心國家自然資源的運用及環境生態的保育，培養珍愛自然、保護國家生態的態度；
從了解國家與香港發展的緊密聯繫，以及兩地在合作發展歷程面對的困難及解決方法，體現同根同心的情懷；
汲取中華文化的精髓，活學活用，在生活中實踐美德與文化修養；
從歷史發展加深對國情的掌握，體會探索與開拓的過程，從而了解改善方向，擴闊視野，鞏固國民身份認同；
從了解國家於自然資源保育所付出的努力與取得的成就，反思其局限與挑戰，關心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方向；
從欣賞中國的文學與藝術，體會當中蘊藏的意趣及精神，提升國民素質；
以歷史視野了解國情，體會多元文化並存的特色，鑑古知今，並承擔個人作為國民應盡的責任。
不必高談甚麼政治哲學的理論，只要靜心細想，便知上述課程目標提到的「國家」、「中國」、「中華」等詞，三者涵義均不相同。即使是「國家」，放諸每一項目標的語境中，含意也有分別。例如第一項有關山川地理的目標，「國家」可以泛指幅員遼闊的中國大陸，也可以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但第二項目標「國家的當代發展」，明顯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地理上、文化上的中國。耐人尋味的是，為何談及「傳統習俗」（第三項）、「文化」（第七項）和「文學與藝術」（第十項）時，不用「國家」，而用「中國」或「中華」？這是否暗示，《課程指引》所提到的「中國」與「國家」，本質上有其分別？「國民教育」所指的「國民」，是「中國」或是「國家」的人民？
由此可見，《課程指引》中的「國家」概念模糊，可以隨著語境改變而有不同的詮釋，而這正是多少香港人惶恐不安的根本原因。我們深知內地與香港對「國家」的理解南轅北轍，語焉不詳，含糊其辭，無異於留下破綻，讓人乘虛而入。歸根究柢，這固然是香港人普遍恐共、反共的情緒作祟，但觀乎中共政權失信於民，劣跡斑斑，香港人始終無法放下成見，也不盡是英國殖民統治者潛移默化的結果。
正如馬國明早前在《Cup》雜誌撰文指出，近代「國家」的概念源於西方，中國自古以來沒有相同的觀念。清末梁啟超〈少年中國說〉一文，已指出「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一語道破中國與西方在「國家」概念上的分歧。時至今日，中共仍以政權（即古之朝廷也）等同國家。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連國旗、貨幣也要重新創立，為甚麼？可能因為國民黨色彩太濃厚，與中共政權無涉。問題是，國家和政權可以混同麼？為甚麼國旗要和執政黨掛鉤？不難想像，日後若是改朝換代，今日的五星紅旗和人民幣都可能棄如敝屣。
其實中文裡的「國家」，在英文至少有country、nation和state之分，每個字各有所指。手上的工具書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Key Concepts在nation-state條下，一開始就闡述nation與state之間的區別：
Nations and states may seem identical, but they are not. States govern people in a territory with boundaries. They have laws, taxes, officials, currencies, postal services, police and (usually) armies. They wage war, negotiate treaties, put people in prison, and regulate life in thousands of ways. They claim sovereignty within their territory. By contrast, nations are groups of people claiming common bonds like language, culture, and historical identity. Some groups claiming to be nations have a state of their own, like the French, Dutch, Egyptians, and Japanese. Others want a state but do not have one: Tibetans, Chechnyans, and Palestinians, for example. The Karen claim to be a nation trapped within the state of Burma/Myanmar. The Sioux are a nat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Each of these nations has its own special territory, rights, laws, and culture, but not statehood. Some imagined nations are larger than states or cross-state boundaries. The Arab nation embraces more than a dozen states, while the nation of the Kurds take in large areas of four states.
在中文的語境中，nation可以指民族，也可以指國家。例如聯合國的英文名稱，正是United Nations，而不是United States。但這個「國家」，正如Benedict Anderson在其名著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所言，是某個族群的人對彼此擁有共同歷史、文化根源的想像。具體而言，即使我們不認識廣州或北京每一個市民，但我們都會相信大家來自同一個祖宗、承襲同一個文化淵源。這也是香港大多數市民所認同的「中國」，它是一個想像出來而得到想像者認同和參與的文化形態，不是任何政治實體，既不是唐宋元明清，也不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但state多指國家體制或政權。政權可以更迭，但民族要滅絕卻沒那麼容易。中國目前就由兩個不同的政權來管治，以上述源於西方的國家概念來描述，即是一個nation、兩個states。
「國民教育」一詞，顯然是譯自英語的national education，而不是state education。只要釐清nation與state的分別，就明白《課程指引》的學術基礎多麼粗疏與薄弱，香港人對國民教育的疑慮也不是無的放矢。那些所謂「洗腦」的憂慮和狐疑，正是源於我們不信任中共政權，覺得他們會藉著國民教育為其政權歌功頌德。北京當權者和香港政府那些趨炎附勢之徒，似乎到現在還沒弄明白這一點，或者根本不願意面對現實。他們始終迷信保持經濟增長，就足以讓「搵食至上」的香港人噤若寒蟬。這一招，對於攀附政權的巨賈財閥或許管用，但對於升斗小民卻只能是火上加油。我們雖然崇尚實際，卻從來不是見利忘義之徒。我們的父祖輩當年離鄉背井，流落這個蕞爾小島落地生根，或多或少都是因為逃避中共政權的威福。我們土生土長的一代，從小耳濡目染，都是當年內地此起彼落的政治運動，如何令生靈塗炭、禮教蕩然。我們生長於異國的殖民地，卻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中國人。只是我們心目中的中國，是擁有五千年歷史，與埃及、印度和巴比倫同樣傲視世界的璀璨文明，是每一個炎黃子孫引以為榮的錦繡山河，卻不是一時一地的執政者。我們批評政府、攻擊當權者，因為我們都熱愛這片土地，希望早日實現長治久安，自由富足。如果有人認為批評政府就是不愛國，那真是冤哉枉也，只是我們愛國的方式，並非任何當權者所喜聞樂見而已。
多年來，香港人對中共政權的恐懼、質疑和反感，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紓解，反而因為內地層出不窮的政治事件和管治缺陷，加上本地傳媒和政黨煽風點火，愈來愈鞏固、愈來愈難以釋除。當然，一個巴掌拍不響，中共政權固然責無旁貸，香港人在回歸前後始終沒有坦誠、深入地反省自己對中共的態度，審視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及其歷史淵源，一味以自己深信不疑的一套強加於人（捫心自問，那何嘗不是英國和美國長期「洗腦」的結果？），結果造成今天難以拆解的困局。我們不信任中共，但中共既是現時中國的執政者，香港主權落入其手，已是事實。我們應該怎樣與內地相處，怎樣面對這個我們內心深處不認同但又不得不與之周旋的政權，是香港人一直逃避和忽略的課題。
至於國民教育，當局始終沒有解釋清楚不管是否與現有科目重複，執意要把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的原因，還有《課程指引》所指的「國家」又是甚麼。傳媒、家長也一直沒有深究，只知遊行抗議、寫信聲討，可是他們知不知道自己反對的是甚麼？為甚麼要反對？「洗腦」是憂慮還是事實？似乎一樣無人問津。坦白說，對於一意孤行的政府，和平遊行、寫信又有甚麼效用？因為要上班而無暇照顧孩子的「實際需要」，連支持罷課的勇氣也沒有，又怎能期望長期與民脫節的政府改弦易轍？
其實，最有效、最合適的國民教育，莫過於中國歷史和文學。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扉頁早已告誡閱其書之讀者，必須秉持下列信念：
「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
可是中國歷史科，早已消亡於教育當局袞袞諸公之手，納入了通識教育之中。當日政府無視我輩腐儒的淺見，強行取消中國歷史科，今日反對國民教育的家長、學生、議員和傳媒又在哪裡？中國文學呢，則在苟延殘喘，淪為英文程度較差學生的護身符。中國語文呢，早已面目全非，取消了指定課文，學校各師各法給學生的課文，公開考試更是不屑一顧，急功近利的學生和家長自然覺得無關痛癢。須知中文不同於其他拼音語文，若不熟讀幾段古文、唐詩、宋詞、明清傳奇小說，詞彙怎會豐富？文筆怎會優秀？表達能力怎會好？對本國歷史漠不關心、一知半解，對本國語文毫無溫情與敬意，只視為「夠用就好，不必深究」的謀生技倆，如今授人以柄，被逼接受所謂的國民教育，又是誰的過錯？
原文：梅林邀月
http://am631010.blogspot.hk/2012/08/blog-post_12.html
首先表明立場：我原則上贊成推行德育與國民教育，但反對以香港政府建議的指引和方式來實施。原因很簡單，因為沒有必要，而且教育當局根本不知何謂德育與國民教育，課程指引一味堆砌概念用語，敷衍塞責，令人齒冷。我不知道－－也不想揣測－－當局推行國民教育的真正目的，但看《德育與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的第一章第一節，已知袞袞諸公，俱是庸碌無能、尸位素餐之輩。且看這一段：
「德育及國民教育是學校課程的重要元素，各學習領域／科目，例如：小學常識科、初中生活與社會課程、高中通識教育科等，從不同領域及層面，加深學生對相關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的認識和掌握。隨著社會轉變，不同文化和資訊衝擊青少年的價值觀，各界對學校加強品德培育的訴求愈來愈強烈；加上國家迅速發展及「全球化」的影響，令社會普遍認同德育及國民教育，對學生未來發展有重要影響。」
既然小學常識科、初中生活與社會課程、高中通識教育科等，均已涵蓋德育與國民教育的「重要元素」，敢問為何還要在小一至中六把德育與國民教育獨立成科？課程內容與現有的科目有何不同？如何確保內容不會重複，以免浪費人力物力？至於「各界對學校加強品德培育的訴求愈來愈強烈；加上國家迅速發展及『全球化』的影響，令社會普遍認同德育及國民教育，對學生未來發展有重要影響」云云，亦無任何證據支持，連民意調查結果也欠奉，敢問「各界」指的是誰？包括姑奶奶麼？
課程分為五個範疇，分別是個人、家庭、社群、國家、世界。引起最大爭議的正是「國家」的部分，小學、初中與高中的內容重點各有不同。其學習目標包括：
從認識國家的山川地貌、天然資源、古蹟文物等，提升對國家的歸屬感；
體會國家當代發展，培養反思精神，建立國民身分認同；
從追溯中國傳統習俗和自己／同儕的祖籍及家鄉，萌發對國家、家鄉、居住地的歸屬感；
向國家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借鏡，學習他們的品格情操，體會延續與承傳；
從關心國家自然資源的運用及環境生態的保育，培養珍愛自然、保護國家生態的態度；
從了解國家與香港發展的緊密聯繫，以及兩地在合作發展歷程面對的困難及解決方法，體現同根同心的情懷；
汲取中華文化的精髓，活學活用，在生活中實踐美德與文化修養；
從歷史發展加深對國情的掌握，體會探索與開拓的過程，從而了解改善方向，擴闊視野，鞏固國民身份認同；
從了解國家於自然資源保育所付出的努力與取得的成就，反思其局限與挑戰，關心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方向；
從欣賞中國的文學與藝術，體會當中蘊藏的意趣及精神，提升國民素質；
以歷史視野了解國情，體會多元文化並存的特色，鑑古知今，並承擔個人作為國民應盡的責任。
不必高談甚麼政治哲學的理論，只要靜心細想，便知上述課程目標提到的「國家」、「中國」、「中華」等詞，三者涵義均不相同。即使是「國家」，放諸每一項目標的語境中，含意也有分別。例如第一項有關山川地理的目標，「國家」可以泛指幅員遼闊的中國大陸，也可以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但第二項目標「國家的當代發展」，明顯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地理上、文化上的中國。耐人尋味的是，為何談及「傳統習俗」（第三項）、「文化」（第七項）和「文學與藝術」（第十項）時，不用「國家」，而用「中國」或「中華」？這是否暗示，《課程指引》所提到的「中國」與「國家」，本質上有其分別？「國民教育」所指的「國民」，是「中國」或是「國家」的人民？
由此可見，《課程指引》中的「國家」概念模糊，可以隨著語境改變而有不同的詮釋，而這正是多少香港人惶恐不安的根本原因。我們深知內地與香港對「國家」的理解南轅北轍，語焉不詳，含糊其辭，無異於留下破綻，讓人乘虛而入。歸根究柢，這固然是香港人普遍恐共、反共的情緒作祟，但觀乎中共政權失信於民，劣跡斑斑，香港人始終無法放下成見，也不盡是英國殖民統治者潛移默化的結果。
正如馬國明早前在《Cup》雜誌撰文指出，近代「國家」的概念源於西方，中國自古以來沒有相同的觀念。清末梁啟超〈少年中國說〉一文，已指出「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一語道破中國與西方在「國家」概念上的分歧。時至今日，中共仍以政權（即古之朝廷也）等同國家。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連國旗、貨幣也要重新創立，為甚麼？可能因為國民黨色彩太濃厚，與中共政權無涉。問題是，國家和政權可以混同麼？為甚麼國旗要和執政黨掛鉤？不難想像，日後若是改朝換代，今日的五星紅旗和人民幣都可能棄如敝屣。
其實中文裡的「國家」，在英文至少有country、nation和state之分，每個字各有所指。手上的工具書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Key Concepts在nation-state條下，一開始就闡述nation與state之間的區別：
Nations and states may seem identical, but they are not. States govern people in a territory with boundaries. They have laws, taxes, officials, currencies, postal services, police and (usually) armies. They wage war, negotiate treaties, put people in prison, and regulate life in thousands of ways. They claim sovereignty within their territory. By contrast, nations are groups of people claiming common bonds like language, culture, and historical identity. Some groups claiming to be nations have a state of their own, like the French, Dutch, Egyptians, and Japanese. Others want a state but do not have one: Tibetans, Chechnyans, and Palestinians, for example. The Karen claim to be a nation trapped within the state of Burma/Myanmar. The Sioux are a nat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Each of these nations has its own special territory, rights, laws, and culture, but not statehood. Some imagined nations are larger than states or cross-state boundaries. The Arab nation embraces more than a dozen states, while the nation of the Kurds take in large areas of four states.
在中文的語境中，nation可以指民族，也可以指國家。例如聯合國的英文名稱，正是United Nations，而不是United States。但這個「國家」，正如Benedict Anderson在其名著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所言，是某個族群的人對彼此擁有共同歷史、文化根源的想像。具體而言，即使我們不認識廣州或北京每一個市民，但我們都會相信大家來自同一個祖宗、承襲同一個文化淵源。這也是香港大多數市民所認同的「中國」，它是一個想像出來而得到想像者認同和參與的文化形態，不是任何政治實體，既不是唐宋元明清，也不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但state多指國家體制或政權。政權可以更迭，但民族要滅絕卻沒那麼容易。中國目前就由兩個不同的政權來管治，以上述源於西方的國家概念來描述，即是一個nation、兩個states。
「國民教育」一詞，顯然是譯自英語的national education，而不是state education。只要釐清nation與state的分別，就明白《課程指引》的學術基礎多麼粗疏與薄弱，香港人對國民教育的疑慮也不是無的放矢。那些所謂「洗腦」的憂慮和狐疑，正是源於我們不信任中共政權，覺得他們會藉著國民教育為其政權歌功頌德。北京當權者和香港政府那些趨炎附勢之徒，似乎到現在還沒弄明白這一點，或者根本不願意面對現實。他們始終迷信保持經濟增長，就足以讓「搵食至上」的香港人噤若寒蟬。這一招，對於攀附政權的巨賈財閥或許管用，但對於升斗小民卻只能是火上加油。我們雖然崇尚實際，卻從來不是見利忘義之徒。我們的父祖輩當年離鄉背井，流落這個蕞爾小島落地生根，或多或少都是因為逃避中共政權的威福。我們土生土長的一代，從小耳濡目染，都是當年內地此起彼落的政治運動，如何令生靈塗炭、禮教蕩然。我們生長於異國的殖民地，卻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中國人。只是我們心目中的中國，是擁有五千年歷史，與埃及、印度和巴比倫同樣傲視世界的璀璨文明，是每一個炎黃子孫引以為榮的錦繡山河，卻不是一時一地的執政者。我們批評政府、攻擊當權者，因為我們都熱愛這片土地，希望早日實現長治久安，自由富足。如果有人認為批評政府就是不愛國，那真是冤哉枉也，只是我們愛國的方式，並非任何當權者所喜聞樂見而已。
多年來，香港人對中共政權的恐懼、質疑和反感，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紓解，反而因為內地層出不窮的政治事件和管治缺陷，加上本地傳媒和政黨煽風點火，愈來愈鞏固、愈來愈難以釋除。當然，一個巴掌拍不響，中共政權固然責無旁貸，香港人在回歸前後始終沒有坦誠、深入地反省自己對中共的態度，審視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及其歷史淵源，一味以自己深信不疑的一套強加於人（捫心自問，那何嘗不是英國和美國長期「洗腦」的結果？），結果造成今天難以拆解的困局。我們不信任中共，但中共既是現時中國的執政者，香港主權落入其手，已是事實。我們應該怎樣與內地相處，怎樣面對這個我們內心深處不認同但又不得不與之周旋的政權，是香港人一直逃避和忽略的課題。
至於國民教育，當局始終沒有解釋清楚不管是否與現有科目重複，執意要把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的原因，還有《課程指引》所指的「國家」又是甚麼。傳媒、家長也一直沒有深究，只知遊行抗議、寫信聲討，可是他們知不知道自己反對的是甚麼？為甚麼要反對？「洗腦」是憂慮還是事實？似乎一樣無人問津。坦白說，對於一意孤行的政府，和平遊行、寫信又有甚麼效用？因為要上班而無暇照顧孩子的「實際需要」，連支持罷課的勇氣也沒有，又怎能期望長期與民脫節的政府改弦易轍？
其實，最有效、最合適的國民教育，莫過於中國歷史和文學。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扉頁早已告誡閱其書之讀者，必須秉持下列信念：
「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
可是中國歷史科，早已消亡於教育當局袞袞諸公之手，納入了通識教育之中。當日政府無視我輩腐儒的淺見，強行取消中國歷史科，今日反對國民教育的家長、學生、議員和傳媒又在哪裡？中國文學呢，則在苟延殘喘，淪為英文程度較差學生的護身符。中國語文呢，早已面目全非，取消了指定課文，學校各師各法給學生的課文，公開考試更是不屑一顧，急功近利的學生和家長自然覺得無關痛癢。須知中文不同於其他拼音語文，若不熟讀幾段古文、唐詩、宋詞、明清傳奇小說，詞彙怎會豐富？文筆怎會優秀？表達能力怎會好？對本國歷史漠不關心、一知半解，對本國語文毫無溫情與敬意，只視為「夠用就好，不必深究」的謀生技倆，如今授人以柄，被逼接受所謂的國民教育，又是誰的過錯？
原文：梅林邀月
http://am631010.blogspot.hk/2012/08/blog-post_12.html
2012年8月11日 星期六
庫克斯的床: 只要動一動腦筋: 回應雷鼎鳴
雷鼎鳴教授在晴報專欄的《國民教育》一文，引起了一些議論。議論當然是因為內容值得商榷的地方不少，而更重要的是他是科大經濟系主任。
只要動一動腦筋....
雷教授在文章中提出兩個問題：「第一是應不應設立這科？第二是若設立應教甚麼？」
關於第一個問題，雷教授劈頭第一句便是「只要用一用腦筋，便知放棄國民教育科會對香港將來的經濟及社會發展帶來很大的傷害」。這個說法，只要用一用腦筋便知有問題。放棄國民教育會令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什麼「很大的傷害」？他講的不外乎是如果香港人對中國了解不足，香港的競爭力便會受影響。這是真的嗎？
香港的小學和初中「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課程(例如常識科、歷史科、地理科、綜合人文科、生活與社會科等，詳情可參考課程綱要)，規定學校必須以足夠的課時教授與中國有關的知識。這些課程在知識層面上(而不是情意層面)跟現在要強推的國民教育有不少重疊之處，根本不是像雷教授所講的欠缺「認知真正中國」的教育。
至於怎樣才能「認知真正中國...改進香港的競爭力」？恐怕中國歷史和國民教育也未必能做到。跟在內地做事的朋友談到「真正的中國」，不論是跟在內地做生意或做管理層的港人朋友，還是土生土長的內地朋友，他們都會告訴你無數貪污腐敗、無法無天的故事。在深圳河以北所謂的競爭力，除了本身的實力之外，背景和關係也十分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夠在貪污腐敗的叢林法則之中生存。這些不論是中國還是香港的中小學也不會教，也不應該教，相信這一點雷教授不會反對。既然現在的中小學教育已經有教授中國的基本知識，哪麼雷教授還擔心什麼呢？
在新高中課程必修的通識科，六個單元其中一個是現代中國，學生有三十小時課時去認識現代中國的狀況，這比起舊高中時代，理商科學生對於中國可以完全無知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所謂「現代」中國是指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學生沒有太多機會認識反右、大躍進、文革等人禍，那是可惜的。不過因為很通識課程相對自由，學與教過程中學生多會認識到近十年中國的人權、法治、腐敗問題，也會對於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現況有一定的了解，那不正是雷教授口中那些提高競爭力需要的知識嗎？雷教授提倡的國民教育還需要嗎？
我同意雷教授說學生少了機會唸中國歷史是缺失，不少學校的初中課程已經沒有中史科，中國歷史部份被塞進綜合人文或社會教育科，效果大打折扣。如果雷教授認為欠缺中史教育是一個缺失，於是國民教育也不推行就更可惜的話，正途應該是把中史列為必修科，而不是退而求次呼籲推行國民教育。
從雷教授的文章上文下理推斷，似乎他根本對於香港的中學教育了解還不夠，也沒有花時間做資料搜集。
芝大學生 vs 香港小學生
關於第二個問題，雷教授說「企圖改造別人的思想，便已犯下瀰天大罪，我並不同意。」他說的是教育改變學生想法的過程，那稱之為學校化(schooling)。雷教授抽空的說「改造」不是問題，最重要的是學生有獨立思維，似乎他看不到究竟教師和家長在反對什麼。現在人們反對的所謂洗腦國民教育，是擔心滲入狹隘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教育，那並不是家長和教師憑空幻想出來的，而是基於課程文件內容、教育局公佈的教材、政府長期資助的組織推行的國民教育內容、主事者的公開言論等等，當這些材料引起公眾關注之後，才會出現反對國民教育的浪潮。(圖1及圖2是其中兩個例子)
至於學生有沒有獨立思考的問題，雷教授舉的例子真的令人嘖嘖稱奇。他說即使在反共的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學生都要讀馬克思理論。那些是芝加哥大學的大學生啊，他們本身已經是有獨立思考的成年尖子，現在香港社會擔心的是小學和初中學生，他們的批判思維不像雷教授想像中強，很容易把學校教的東西照單全收。更何況，馬克斯學跟鼓吹國家崇拜、掩飾極權統治本質的愛國教育根本不能相題並論。
雷教授說「世上甚麼觀點都有，割斷年輕人對某種觀點的接觸，不管這些觀點是對是錯，都等如把孩子放在溫室中，大大不利其成長。」如果滲透意識形態的政治灌輸也應該放進教育場景，讓學生離開溫室，有助他們成長的話，那麼小學教育放點日本成人電影、談論一下吸煙的樂趣，應該也會有利他們成長，因為他們應該接觸不同觀點，不管這些觀點是對是錯。
嚴謹的論證還是必須的
雷教授在本科的學術水平備受尊崇，這點沒有人會異議。不過，身為教授，在評論本科以外的議題的時候，嚴謹的論證還是必須的，否則給人粗疏淺薄的印象就不好了。
國民教育政策遇上民間大規模反對，先是政府高層、親北京組織代表、政壇權貴輪流發言，接著是外圍黨報《環球時報》和官方《人民日報》先後發文支持，由此看來，似乎這是北京指定要強行推動的政策。過往特區政府執行重大政治任務遇上阻力的時候，就會動員不同界別的友好發文支持，通常愈去到後期，被動員的人愈不是最佳或最熱心的人選，結果就是支持的言調愈來愈荒腔走板。希望雷教授不會是在後期被動員出來的其中之一，這樣被人誤會是高級網絡評論員實在冤枉。
(圖1：找北京學者設計教材的國民教育，問題已經不在內容，而是政府令市民難以相信課程沒有政治議程)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專責委員會主席李焯芬、全國政協劉迺強，以及本地親北京教育工作者在此論壇的發言，更令公眾對國民教育推行的細節擔憂。論壇發言節錄：中評論壇：港新政府如何推國民教育)
連結：
雷鼎鳴：國民教育
中評論壇：港新政府如何推國民教育 (內有李焯芬及親北京教育界人士發言內容)
原文：庫克斯的床
http://www.kurskhk.net/767139852/%E5%8F%AA%E8%A6%81%E5%8B%95%E4%B8%80%E5%8B%95%E8%85%A6%E7%AD%8B-%E5%9B%9E%E6%87%89%E9%9B%B7%E9%BC%8E%E9%B3%B4/
2012年7月30日 星期一
梁文道:註定徒勞的國民教育
今天想在香港好好談清楚一件事情，殊不容易。尤其像國民教育這種燙手的話題，每個人都已經有了立場，所以每個人在讀任何一篇涉及這個話題的文章的時候，都會情不自主地想從裏頭辨識出自己熟識的立場，然後迅速判定其是非忠奸，看它到底是靠在我這一邊，抑或站在敵手那一頭。儘管如此，我還是想勉力提出另一種現實，既不是為了討好政府，也不只是要把所有國民教育全都打成洗腦工程；而是試圖說明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根本矛盾。
首先，我們必須先搞清楚一個事實，在這個民族國家成為政體主流的當代世界，幾乎沒有一個民族國家不做國民教育，分別只在於他們怎麼做而已。大部份我們熟悉的發達國家都不會像現在的香港這樣，專設一科來把學生教化成國民，他們比較偏好把國民教育的內容融入其他科目之中，以收潛移默化之效。例如英國，文學課裏的喬叟和莎士比亞；又如日本，歷史課裏的明治維新與大正民主；這全是增進國民和國家傳統之連繫的好辦法。甚至地理，它也可以用來告訴學子祖國山川之美好；乃至於自然科學，都能用來強調本國歷史上偉大的科技成就。
香港特別之處在於我們不只未曾經歷任何專科教導的國民教育，甚至連這類分散交融的非專科國民教育也沒有學過。英殖年代，政府根本沒打算把我們教成英國人，所以香港人的英國歷史知識出奇匱乏，不知道誰是「征服者威廉」，也不曉得「玫瑰戰爭」是怎麼回事。另一方面，它也更不希望把我們教成中國人，所以我們的中國史常只教到鴉片戰爭，而鴉片戰爭之後的部份則被納進世界史的範圍。至於語言，不論中英，皆工具而已，大多數人都不會因此愛上這些語文，進而愛上英國或者中國。換句話說，港英年代的主流教育是種世界上非常罕見的非國民教育，再多的歷史，再多的範文，也又不過是事實的記誦與技巧的演練，完全無涉什麼民族的尊嚴與國家的精神。單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這些經歷過殖民統治的香港人，可說是群沒有國家的人，曖昧古怪，猶如活在前民族國家的時代。以致於我們甚至無法理解「國民」一詞的涵義，常常在正規新聞報道裏頭把美國人叫做「美國市民」，德國出了一件大事則述說「德國o的市民o既反應」如何如何。
這還不是要害，真正重點在於所有國民教育的政治內容都是一套關於國民生活之制度環境的詮釋和解讀，這套詮釋不論真假對錯，它起碼要和國民現實生活裏遇到的種種體制相關。舉個簡單的例子，美國中學的社會科會把憲法當成重點，學生由此知道這個國家三權分立又互相制衡的原則是怎麼回事，而且都能在每一天的行止中活生生地印證這套原則的體現。等到他們長大，也許會發現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於是要不就憤世嫉俗，厭惡自己學的東西騙人；要不就努力參與，試圖修改那不如理想的現實。無論如何，他們領受的國民教育與他們的國民生活是可以對證體認的；並且他們發現彼此都學過一套類似的東西，都活在共同的體制之內，所以會產生一種互認同胞的團結感。
再看中國，也許「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集中制的體現，乃世上最民主的制度」，是個瞞天大謊，可人民代表大會確實存在，它通過的決策也確實影響了每一個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同樣地，共產黨當然不是什麼無私的執政集團，可它的確正在「領導」所有內地中國人的生活。所以大陸那套國民教育儘管虛偽無實，但起碼和大陸老百姓的真實生活相干。
問題來了，一國兩制底下的香港人是活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嗎？沒錯我們也有人大，而且產生的辦法也和內地一樣不民主，但最大的分別是我們的人大根本影響不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它既不必通過政府預算，也不對本地立法，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對中央反映港人意見」。所以每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雖然內地傳媒和香港傳媒都會報道，但他們是真的從切身利益關心，我們則頂多算是意思意思地表達關心。這不是因為我們不認同這個制度，而是它根本和我們無關。請問當年温家寶宣佈免去農民稅項，這會惠及到香港農民嗎？請問他們討論高速公路要不要繼續收費，這會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公路建設嗎？
你在香港教授一套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的詮釋，香港人卻根本不在這套體制之內；然後你還要香港人認同這套詮釋，甚至愛上它所詮釋的體制。其荒謬猶如教育香港人何謂「大憲章」，以便認同自己是聯合王國子民一樣。如果這種教育能夠成功，那我們大概也能教俄羅斯學生認同美國憲法，然後把他們變成美國人了。所以重點根本不在這套國民教育是不是說謊，也不在於當局是否想給大家洗腦，真正的問題是它和我們「不相干」(irrelevant)。
要教大家在文化和血脈上認同中華民族的身份，這大可不必，說不定香港人的這種認同要比內地更強烈。要教大家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則註定失敗，因為香港人終究不受內地體制的影響(至少沒有直接的影響)。沒錯。我們可以讚賞或否定這套體制和它的相關詮釋，就像我們也可以讚賞或否定美國的體制一樣，但這是種有距離的判斷，而非出自切身的體會。沒錯，我們會掛念內地的中國人，關心他們的苦難及褔祉；然而我們到底很難對他們真正產生那種休戚與共的感受，因為我們真的不是共存在同一個制度環境之下。
袞袞建制諸君常言：「香港回歸十五年了，但人心還沒有回歸」。他們大概沒有想過，只要一國兩制繼續存在，香港就不可能出現他們心中的那種「人心回歸」；再多的國民教育，亦是徒然。
說到這裡，必須補充，我完全沒有呼籲廢止一國兩制的意思，只是盡己所能地客觀描述當前制度本身的矛盾。喜歡在字裏行間誅心的讀者，以及頭腦發熱引致暫時性閱讀障礙的朋友，不妨休息一下。
原文：主場新聞
http://thehousenews.com/patriotism/%E8%A8%BB%E5%AE%9A%E5%BE%92%E5%8B%9E%E7%9A%84%E5%9C%8B%E6%B0%91%E6%95%99%E8%82%B2/
首先，我們必須先搞清楚一個事實，在這個民族國家成為政體主流的當代世界，幾乎沒有一個民族國家不做國民教育，分別只在於他們怎麼做而已。大部份我們熟悉的發達國家都不會像現在的香港這樣，專設一科來把學生教化成國民，他們比較偏好把國民教育的內容融入其他科目之中，以收潛移默化之效。例如英國，文學課裏的喬叟和莎士比亞；又如日本，歷史課裏的明治維新與大正民主；這全是增進國民和國家傳統之連繫的好辦法。甚至地理，它也可以用來告訴學子祖國山川之美好；乃至於自然科學，都能用來強調本國歷史上偉大的科技成就。
香港特別之處在於我們不只未曾經歷任何專科教導的國民教育，甚至連這類分散交融的非專科國民教育也沒有學過。英殖年代，政府根本沒打算把我們教成英國人，所以香港人的英國歷史知識出奇匱乏，不知道誰是「征服者威廉」，也不曉得「玫瑰戰爭」是怎麼回事。另一方面，它也更不希望把我們教成中國人，所以我們的中國史常只教到鴉片戰爭，而鴉片戰爭之後的部份則被納進世界史的範圍。至於語言，不論中英，皆工具而已，大多數人都不會因此愛上這些語文，進而愛上英國或者中國。換句話說，港英年代的主流教育是種世界上非常罕見的非國民教育，再多的歷史，再多的範文，也又不過是事實的記誦與技巧的演練，完全無涉什麼民族的尊嚴與國家的精神。單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這些經歷過殖民統治的香港人，可說是群沒有國家的人，曖昧古怪，猶如活在前民族國家的時代。以致於我們甚至無法理解「國民」一詞的涵義，常常在正規新聞報道裏頭把美國人叫做「美國市民」，德國出了一件大事則述說「德國o的市民o既反應」如何如何。
這還不是要害，真正重點在於所有國民教育的政治內容都是一套關於國民生活之制度環境的詮釋和解讀，這套詮釋不論真假對錯，它起碼要和國民現實生活裏遇到的種種體制相關。舉個簡單的例子，美國中學的社會科會把憲法當成重點，學生由此知道這個國家三權分立又互相制衡的原則是怎麼回事，而且都能在每一天的行止中活生生地印證這套原則的體現。等到他們長大，也許會發現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於是要不就憤世嫉俗，厭惡自己學的東西騙人；要不就努力參與，試圖修改那不如理想的現實。無論如何，他們領受的國民教育與他們的國民生活是可以對證體認的；並且他們發現彼此都學過一套類似的東西，都活在共同的體制之內，所以會產生一種互認同胞的團結感。
再看中國，也許「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集中制的體現，乃世上最民主的制度」，是個瞞天大謊，可人民代表大會確實存在，它通過的決策也確實影響了每一個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同樣地，共產黨當然不是什麼無私的執政集團，可它的確正在「領導」所有內地中國人的生活。所以大陸那套國民教育儘管虛偽無實，但起碼和大陸老百姓的真實生活相干。
問題來了，一國兩制底下的香港人是活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嗎？沒錯我們也有人大，而且產生的辦法也和內地一樣不民主，但最大的分別是我們的人大根本影響不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它既不必通過政府預算，也不對本地立法，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對中央反映港人意見」。所以每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雖然內地傳媒和香港傳媒都會報道，但他們是真的從切身利益關心，我們則頂多算是意思意思地表達關心。這不是因為我們不認同這個制度，而是它根本和我們無關。請問當年温家寶宣佈免去農民稅項，這會惠及到香港農民嗎？請問他們討論高速公路要不要繼續收費，這會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公路建設嗎？
你在香港教授一套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的詮釋，香港人卻根本不在這套體制之內；然後你還要香港人認同這套詮釋，甚至愛上它所詮釋的體制。其荒謬猶如教育香港人何謂「大憲章」，以便認同自己是聯合王國子民一樣。如果這種教育能夠成功，那我們大概也能教俄羅斯學生認同美國憲法，然後把他們變成美國人了。所以重點根本不在這套國民教育是不是說謊，也不在於當局是否想給大家洗腦，真正的問題是它和我們「不相干」(irrelevant)。
要教大家在文化和血脈上認同中華民族的身份，這大可不必，說不定香港人的這種認同要比內地更強烈。要教大家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則註定失敗，因為香港人終究不受內地體制的影響(至少沒有直接的影響)。沒錯。我們可以讚賞或否定這套體制和它的相關詮釋，就像我們也可以讚賞或否定美國的體制一樣，但這是種有距離的判斷，而非出自切身的體會。沒錯，我們會掛念內地的中國人，關心他們的苦難及褔祉；然而我們到底很難對他們真正產生那種休戚與共的感受，因為我們真的不是共存在同一個制度環境之下。
袞袞建制諸君常言：「香港回歸十五年了，但人心還沒有回歸」。他們大概沒有想過，只要一國兩制繼續存在，香港就不可能出現他們心中的那種「人心回歸」；再多的國民教育，亦是徒然。
說到這裡，必須補充，我完全沒有呼籲廢止一國兩制的意思，只是盡己所能地客觀描述當前制度本身的矛盾。喜歡在字裏行間誅心的讀者，以及頭腦發熱引致暫時性閱讀障礙的朋友，不妨休息一下。
原文：主場新聞
http://thehousenews.com/patriotism/%E8%A8%BB%E5%AE%9A%E5%BE%92%E5%8B%9E%E7%9A%84%E5%9C%8B%E6%B0%91%E6%95%99%E8%82%B2/
2012年7月13日 星期五
梁亦華︰唱好國民教育 卻讓中史淪亡
近日由教育局出資編撰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被指內容偏頗，引起了不少社會人士關注。
多年來教育局竭力洗脫洗腦教育之惡名，指國民教育有助學生批判思考，是「整全的學習經歷」的一部分，甚至指國民身份認同更有利畢業生之職場競爭力云云。然而，多年來沒受國民教育的港人，是否便沒有國民意識？獨立成科的國民教育又是否建立身份認同的必要途徑？
獅子山下精神 港核心價值
二戰以後的香港處於冷戰最前沿，殖民政府率先於1948年推行強調政治中立的公民教育科，旨在壟斷「身份認同」的話語權，避免教育成為國共雙方意識形態的角力場。雖然去政治化的課程令港人與中國本土連繫長期割裂，可是它卻催生了強調獨立奮鬥與績效競爭的個人本位意識——「獅子山下精神」，實際上這港人核心價值正是本土發展的國民意識之一。
公民教育雖跟現時國民教育相似，負有穩定社會的政治功能，然而兩者最大的分別在於，前者雖刻意迴避某些國族相關的議題，但課程內容始終是以自由、民主、公民權利與責任等普世價值，選材較客觀中立；現時的國民教育則傾向提升現政權認受性為目標，以營造「壓倒一切」的和諧。
穩固中國模式政權 難得民心
正如學者Ernest Rena所說︰「誤讀歷史，是民族建立的必經過程」，就是次教育局資助開發的教材可見，官方認可的國民教育以國族情緒，而非中立普世價值來培養國民意識，選取的國情專題只為鞏固「中國模式」的現政權，至於教材能否反映社會與歷史真象，並不是其主要考慮。
其實要真正傳承歷史與文化，並不一定要另行設立獨立成科國民教育。早有教育界人士指出，現有的中國歷史科遠比國民教育更能為學生提供整全的國民意識，皆因歷史課程源自嚴謹的質性研究與論證，以盡量還原歷史真象，避免誤解歷史，隨意附加主觀判斷為原則。
務實求真 中史反被邊緣化
相對教育局多年來暗渡陳倉，千方百計地暗暗資助國民教育中心，同是營造國民意識的中國歷史科則顯得自生自滅，爆出退修潮後更成為新高中閒角，被迫散件分拆，成為其他學科中支離破碎的「學習元素」。以往社會慣把中史的衰亡歸咎於學生選科過於務實，故被「市場淘汰」，實際上中史課程著重務實求真，而非強求和諧，結合歷史真象的批判思考難讓下一代盲目擁護政權，才是中史被邊緣化的主要原因。
原文: 經濟日報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57f18ef6-e819-4268-ad7c-b0684da0668d-463909
多年來教育局竭力洗脫洗腦教育之惡名，指國民教育有助學生批判思考，是「整全的學習經歷」的一部分，甚至指國民身份認同更有利畢業生之職場競爭力云云。然而，多年來沒受國民教育的港人，是否便沒有國民意識？獨立成科的國民教育又是否建立身份認同的必要途徑？
獅子山下精神 港核心價值
二戰以後的香港處於冷戰最前沿，殖民政府率先於1948年推行強調政治中立的公民教育科，旨在壟斷「身份認同」的話語權，避免教育成為國共雙方意識形態的角力場。雖然去政治化的課程令港人與中國本土連繫長期割裂，可是它卻催生了強調獨立奮鬥與績效競爭的個人本位意識——「獅子山下精神」，實際上這港人核心價值正是本土發展的國民意識之一。
公民教育雖跟現時國民教育相似，負有穩定社會的政治功能，然而兩者最大的分別在於，前者雖刻意迴避某些國族相關的議題，但課程內容始終是以自由、民主、公民權利與責任等普世價值，選材較客觀中立；現時的國民教育則傾向提升現政權認受性為目標，以營造「壓倒一切」的和諧。
穩固中國模式政權 難得民心
正如學者Ernest Rena所說︰「誤讀歷史，是民族建立的必經過程」，就是次教育局資助開發的教材可見，官方認可的國民教育以國族情緒，而非中立普世價值來培養國民意識，選取的國情專題只為鞏固「中國模式」的現政權，至於教材能否反映社會與歷史真象，並不是其主要考慮。
其實要真正傳承歷史與文化，並不一定要另行設立獨立成科國民教育。早有教育界人士指出，現有的中國歷史科遠比國民教育更能為學生提供整全的國民意識，皆因歷史課程源自嚴謹的質性研究與論證，以盡量還原歷史真象，避免誤解歷史，隨意附加主觀判斷為原則。
務實求真 中史反被邊緣化
相對教育局多年來暗渡陳倉，千方百計地暗暗資助國民教育中心，同是營造國民意識的中國歷史科則顯得自生自滅，爆出退修潮後更成為新高中閒角，被迫散件分拆，成為其他學科中支離破碎的「學習元素」。以往社會慣把中史的衰亡歸咎於學生選科過於務實，故被「市場淘汰」，實際上中史課程著重務實求真，而非強求和諧，結合歷史真象的批判思考難讓下一代盲目擁護政權，才是中史被邊緣化的主要原因。
原文: 經濟日報
http://www.hket.com/eti/article/57f18ef6-e819-4268-ad7c-b0684da0668d-46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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