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黑奴歷史看國民身份認同

上文提及，非洲的黑奴歷史雖然已年代久遠，但仍然對現今非洲各國的發展有深遠影響。

可能有人會質疑，在政治世界裏一個星期都嫌長，數百年前發生的事更沒有可能對現在有任何影響。這個質疑並不是沒有理據，但哈佛大學的Nunn 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從很多不同的角度證明數百年前的黑奴歷史對現在非洲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均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他在一篇研究指出，在世界很多地方，地勢平坦和靠近海岸或河流都是一些利好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最早的文明古國都是先在當地主要河流附近地域開始發展的。

有趣的是，這個定律在非洲大部分地區都不成立，很多非洲近海和地勢平坦的地方，其經濟反而落後於其他地方。

Nunn 的解釋是，在非洲被黑奴商販開發之前，沿海地勢平坦的地區是人口密度比較高的繁華之地，但亦因為這樣，那些地方亦是搜捕黑奴的集中地，導致現今的經濟發展滯後於其他地方。

對政府欠信任礙施政

至於為何數百年前的歷史事件有這麼深遠的影響？他在另一篇研究便指出，黑奴部分的來源是部族間戰爭的戰俘，但有一部分是來自同族人的偷呃拐騙，後者令很多非洲的部族內經常人心惶惶，甚至族人間互相猜疑。

Nunn 認為，這種猜疑的文化像很多其他的文化一樣，以父傳子、子傳孫的方式世代相傳。結果他利用一個涵蓋接近20 個非洲國家的問卷調查發現，住在那些曾被大量搜捕黑奴地區和部落裏的人，他們對很多人（包括同族人和異族人）和事（包括政府和司法制度）的信任程度，都比其他地方的人為低。

相信有留意特區政府新聞的各位讀者都會同意，無論是對人、對政府，還是對司法制度的信任，都會對一個政府的施政及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受黑奴歷史影響的文化當然不止一樣。筆者從一位明尼蘇達大學研究院同學的一份研究便發現，因為美國當時的農業需要大量勞力，因此從非洲輸入大量男性勞工，直接令非洲（尤其是最接近美洲的西非）男女比例失衡，長期女多男少，令當地一夫多妻制十分盛行，這種文化亦世代相傳至今。

以上所見，縱然久遠，但歷史仍然可以在多方面影響現今社會的發展。這對我們香港人有什麼啟示？

中港文化差異引發

最直接的是，多讀歷史，尤其是中國歷史，絕對有助我們理解現在的社會。從這個角度看，一個沒有洗腦成分的國民教育是有其價值的。最少，我們可以嘗試從歷史的角度理解為何很多香港人都不以身為中國人自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引發香港人的移民潮，到回歸後自由行令中港關係日益緊張，香港人都似乎十分抗拒中國人的身份，最近香港大學所作的一份民意調查更顯示，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感，已跌到近12年的新低。

從網上的言論來看，很多香港人對國人身份的最大抗拒是基於文化上的差異，尤其是誠信和對人的尊重。在很多香港人眼中，內地很多東西都可以是假的，假酒、毒奶粉或坑渠油等，你能想像得到，甚至是想像不到的都可以是假的。買了一個假的Louis Vuitton 最多有一種受騙的感覺，但小朋友吃了毒奶粉卻可能影響終生健康。

這些文化上的差異，有部分是由於法制的不健全，但又有沒有一部分是起源於中國近代的鬥爭歷史如文化大革命？

References ︰ Dalton, J., and T.

Leung. （2012） ︰ 「Why is Polygyny More Prevalent in Western Africa? An African Slave Trade Perspectives,」working paper.

Nunn, N., and P. Giuliano. （2012）︰ 「Ruggedness︰ The Blessing of Bad Geography in Africa,」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4（1）, pp.20-36.

Nunn, N., and L. Wantchekon.

（2011）︰「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7）, pp.3221-3252.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梁天卓

原文: 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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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 獅龍何需打壓 國教要如是搞

【信報】上周二絀文刊出後，有讀者來郵與筆者商榷「分離意識止於民主」之說。我們談論的分離意識，以及有關的民族自決，指的是長期受壓迫的民族的一種求解放的心態和要求。先前說過，「民族」指的是有共同語言、聚居一地、自成一體而與周邊其他地區在經濟上、心理特徵上都有明顯差異的群體。前文說的「分離意識止於民主」，有此特定意境。

獨立意識和分離主義

先看一個活生生的事例，以便釐清一些概念。前不久，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得勝，過後沒幾天，出現一個「分離運動」；先是南方路州、德州等的一些保守派發電郵到白宮網址要求批准獨立，繼而五十個州都有共和黨泛紅支持者響應，簽名總人數達七十萬，十分熱鬧。不過，這些「分離主義者」，單從「聚居一地」那個要素看，便知構不成一個民族：論地區分布，藍紅相交錯，便是同在一個家庭裏的成員，這次總統大選投票投哪個，也常有分歧。

然而，更重要的是，這個運動，橫看豎看都不像是受壓迫社群的反抗行為，而只不過是有些選民，包括一些如地產大亨Donald Trump的那種人，選輸之後鬧着出點氣的東西；下一回大選，要是他們贏了，莫說要分離，就算打死也保管不會跑（德州比較泛藍的el Paso市隨即也有人發起聯署，說如果德州獨立，el Paso就馬上從德州獨立出去；那就更搞笑）。

再看一個比較嚴肅的例子。美國歷史上南北戰爭時期的分離主義很嚴重，好像也是在民主體制之下出現的呀，那又怎麼看？那時候的美國南方，說不上是一個受北方壓迫、要起來反抗的群體住域；相反，當時南方要分離，是因為該地處統治地位的白種人要擺脫聯邦政府，以維持他們對當地有色人種的奴役。因此，美國南北戰爭的事例，也不符合上面第一段指定的討論意境。

其實，看深入些，在南方，真正有理由要搞分離的，是受壓迫、沒有民主權利的黑人。但是，他們根本沒有組織起來搞分離的條件，於是只能個別往北方跑，可幸從南到北都有善心人沿途為他們提供方便；此所謂的「地下列車」，正正是美國歷史上受壓迫者的一個分離主義實踐。其後，南方的白人政權戰敗，黑人不再當農奴家奴；幾年之後，憲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通過（統稱「內戰與重建修正案」），黑人得到平等政治權利，開始生活在民主體制下面。此後，儘管社會上很多方面的種族歧視遠未消失，分離主義時有出現，但始終不成為黑人社群裏的主流意識。

另一個反例似乎是蘇聯解體、東歐民主化之後，斯洛伐克與捷克的分離。之前，在蘇共傀儡政權統治下，捷共佔據權力主體，斯洛伐克人常受壓迫，早已產生強烈的分離意識，故蘇共一解體，民主根本未有時間發揮作用，分離便成為事實。然而那可說是歷史上最平和、最善意的分離，雙方都認為是一件美事；分離之後，兩個民主化了的國家彼此之間的關係亦十分好。

確切點說，民主能根除民族壓迫引致的獨立行為，但不一定能消弭其他原因引致的分離意識；那好比完善的法治並不能阻止一些憤怒的人行兇，卻能保證不會有人因為得不到社會公平對待，申冤要靠暴力。

發生在聯合王國的蘇格蘭分離主義運動又如何呢？那個運動有三百年歷史。在民主體制下，蘇格蘭逐步取得愈來愈多的自主權。1998年，聯合王國通過《蘇格蘭法》，賦予蘇格蘭組織自己的議會的權力，只要求該議會不違反聯合王國及歐洲議會通過的人權法。聯合王國已經同意，2014年蘇格蘭將進行只在境內居住人士參與的獨立公投。公投將有一至四個選項，獨立或保持現狀或是其中兩個，另一個可能是「DevoMax」（即maximum devolution，權力的最大限度下放，指的是完全自治之餘，蘇格蘭只按比例負擔國防和外交的開支；亦稱聯邦制選項）。

近年的民調顯示，蘇格蘭境內支持徹底獨立的人數已下降至四分一以下，支持DevoMax的，則上升至四成以上，其餘則是「取得更多權力下放而留在聯合王國」或「保持現狀」的支持者。可見，按民主要求給予蘇格蘭人真正高度自治，獨立方案或分離主義的市場就自然萎縮。

北京要香港長治久安，不妨參考上述英國的例子。到那一天，香港政制徹底民主化了，高度自治實現了，大陸政治上也穩步開展改革開放文明化，則再加上大陸經濟發展能提供予港人的物質誘因，有人要在香港搞獨立公投也絕對無妨，更何懼區區幾支獅龍旗？

大陸人和香港人

香港絕大部分人沒有「離中傾向」，卻有不同程度的「拒北意識」，不希望大陸過分影響香港，這包括很多愛國人士、左派當權派等在內。拒北意識較濃的，還可冠以「拒共」、「反赤化」等名稱，亦相當普遍，近年更有增加迹象。然而，在一般拒北人士的心裏，懷善意希望大陸變得愈來愈好的，無疑是大多數。港人在這種看似矛盾、實則相當中庸合理的心態底下，怎樣才可以好好教育下一代，正確對待自己的國民身份和認同呢？

一個先決條件是，中共不在政治及社會意識形態上敵視、歧視大多數港人。那會有反效果。其實，共產黨也許沒留意到，它沒有權利，更沒有道德優勢去採取那種態度。原因從兩方面一看就明。

大陸人和香港人，同是專制政權之下生活的人；過去，分別在於是黃皮膚專制還是白皮膚專制，是全面專制還是局部專制。今天，大陸去掉了經濟專制的大部分，政治還未開放，多種自由還欠奉；香港則只剩下政制方面還是半專制，其他方面大大超前了。就算是按馬列理論看，香港也更接近「資產階級民主」，比大陸快了半步，因而比較先進。如此，大陸沒有資格歧視香港。

大陸人和香港人，同樣受過文化思想方面的奴化，從自身的華夏傳統割裂。大陸是受馬列毛奴化，遭遇文革刀槍棍棒式的文化割裂；香港是受英國殖民奴化，被軟刀子割裂。在大陸，華夏文化幾乎蕩然無存；在香港，傳統荒腔走板但還可苟延殘喘，受影響到底因人而異，有的保存很好還放了異彩。如此，香港人固然不應認為大陸人全都愚昧落後，大陸人、共產黨就更無理由高高在上振振有辭歧視一般香港人的西化奴化。

六十年來，香港人經歷過的，很多很有價值；制度建設方面，吸納、消化了很多西方的好東西，尤其寶貴。因此，「香港人」這個概念，在香港人自己的心目中，儘管朦朦朧朧，基本上是正面的；如果因為認同這個概念而受到來自大陸的敵視與歧視，港人本能反應就是守護，若敵視者變本加厲，態度變成行動，守護就變成反抗。

在這個守護與反抗的過程中，馬列哲學意義上的「自為意識」便從無變有、從弱變強、從朦朧變清晰，斯大林說的少數民族心理特徵便漸漸成形，遇到再進一步打壓的話，質變出分離意識便在所難免！所以，筆者說，要香港人的下一代能正確對待自己的國民身份和認同的話，中共必須停止敵視「香港人」這個概念，學會和和氣氣接受原汁原味、有點西化奴化的香港人。

至於香港人，在考慮自身認同之時，要有一種健康的自視和自信，不可在強權政治之下自我矮化。一個集體自卑的群體裏的人，不可能成為進取的、優質的國民。

國民教育——序言

因此，適合香港的國民教育，出發點不宜是一個容易引起意識衝突的概念如「政權中國」，因為這個政權中國一向歧視、敵視「香港人」。理想的開局，應該是在「序言」裏開宗明義提出「一個華夏屋頂之下三個不同但平等的文化實體」的觀念，講香港在華夏時空裏的特殊位置。如此強調有明顯區別的文化實體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強調包容、平等和彼此值得尊重之處，國民教育就有一個鞏固的、統一的基礎。

第一課、第二課——然後，國民教育第一課就應該講香港人的優點，講如何當好香港人、本分人；第二課就應該講香港人要以自身長處貢獻祖國，憑本身特點回饋華夏文明，過去如此，今後亦然。第一課是根本，因為香港人不意識到自身優點的話，第二課就無從講起。香港的邊際貢獻，主要在「質」，而其他大陸省市的邊際貢獻，主要還在「量」。與大陸各省市比，香港的「質」非常獨特，京官看不慣，覺得刺眼，再戴上特定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偏見就會加深（港人對大陸也有偏見，但成因不同）。

這兩課國民教育，不僅適合港人，京官特別是派港京官也應學習，才不會輕率地認為「中國」多你們幾個不多、少你們幾個不少，不給你水喝，你就馬上完蛋。那些都是典型「政權中國」的話語，目的是矮化港人，是主子對奴才說話的口吻，唯一效果是增加分離意識。

適合香港的國民教育，還有第三課、第四課。

第三課——第三課是反殖。後殖民時代，港人如何反殖？什麼才是今天最需要的反殖實踐？論禍害，殖民主義罄竹難書：主權侵犯、人權踐踏、文化壓抑、種族歧視、經濟剝削、社群對立、認同扭曲，都有；殖民者能夠如此作惡，很重要是建立了一套壓迫性的、與民主原則對立的殖民主義法權。不同的時期，上述幾方面的禍害深淺有異；有些隨着時間減弱，有些因為回歸而消失，有些卻保留下來了。現階段反殖，如果只是停留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奴化」指摘上面，那麼，除了延續、加深社群對立之外，沒有真正好處。今天，港人反殖的主要內容應該是剔除遺留下來的、當下統治階級自覺或不自覺沿用的各種反民主的殖民主義法權。

特區政制裏的專制成分，如立法機構無實質提案權（即所謂的「行政主導」）、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等等，都是殖民主義法權得到保留的例子。其他如近日引人關注的《廣播條例》，其對大氣電波的壟斷，就更是殖民專制老傳統。民主開放的地方如台灣、澳紐、歐洲、北美，電台電視台多得不可勝數，內容百花齊放，受眾各適其適，規管只限於反壟斷和一些文明守則。香港則還是殖民時代的老樣子，廣播審批權牢牢握在一個反民主政府手裏。

筆者2008年寫過五篇文章，從政治、文化、技術等層面分析批判特區政府的廣播壟斷，當局卻以「香港山多地少、頻道太多彼此干擾」回應，當時已經完全站不住腳；到了數碼廣播技術成熟的今天，廣播頻譜容量幾乎無限，當局又有諸多其他藉口推搪，就是不開放給大眾。支撐這個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管治手段，就是《廣播條例》裏的一些專制法權【註】。國民教育的反殖課，除了要教導學生歷史反殖，更要提醒他們現實反殖，指出哪些是繼續存在的殖民主義法權，讓他們能夠鑑別，從而知到努力方向所在。

第四課——第四課包羅萬丈，講的大概就是「國教課程指引」裏的各種具體知識和價值觀念，不過還要補上「指引」的不足。月前筆者撰文討論「指引」兩大漏洞，其一是不反殖，其二是完全不提中華民國。民國百年，功過都非常突出，近年更發展出華夏文化時空中最完整的民主與自由。中華民國這方面的實踐，與香港的法治和廉政，都是華夏文明中的瑰寶；如非政治偏見，怎可隻字不提？

今天，國人分隔兩岸三地，客觀關係，以彼此防範、排拒乃至敵視為主，融合的因素太少；大陸那方還要以吃掉對方為目的，直接助長分離意識和獨立主張。筆者提的國民教育，對症下藥，目的是達致華夏文化屋頂之下不同社會之間的最廣泛融和。不過，有一點要強調，筆者由始至終不贊成國教不倫不類獨立成科。上述一「序」四「課」，都不指具體學習單元，而指要貫徹到學校裏正常的歷史科、地理科、公民科、語文科裏的不同層次的學習主題。唯有這樣的國民教育，建構出來的認同，才是有機的認同；這樣認識到的中國，才是可愛的中國。

註：筆者五篇論廣播問題的《信報》文章，收錄在2008年天窗出版社出版的《練乙錚文集．香港》的「政策」部分，分別是〈永不消逝的電波〉（2008.1.11）；〈政治自由的地方多電台〉（2008.1.12）；〈政府應參考加國電台審批程序〉（2008.1.15）；〈電台發牌制度三大政治問題〉（2008.1.25）；〈如此亞洲國際都會？〉（2008.1.24）。或者《信報》網編可把文章的電子檔找出來放在筆者的博客裏，給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原文: 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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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韜晦: 推「國教」 不如推「國學」

有關在中小學設置國民教育科的爭議，自政府宣布交由學校自決之後，似乎已告一段落。但餘燼未熄，日前仍有支持「國教」與反「國教」兩派人士在街頭對罵。一葉知秋，所有由政府出台的政策，似乎均引起巿民質疑反對，如此下去，香港社會的撕裂將日趨嚴重。

為什麼？因為此中所涉及的，不只是香港的內部矛盾，更涉及與中國的關係。例如「國教」的推行，便涉及香港人的自我認識——贊成者以中國人自居，反對者則要與中國保持距離。

內訌對立趨嚴重

根據最近的民意調查，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很分化。據負責人說，這是兩者回歸後距離拉得最遠的一次。情況不能不使人憂慮。憂慮什麼？憂慮香港在內訌中沉淪，憂慮香港有人乘機提出獨立，使香港走得更遠。

雖然從現實上看，香港絕無可能獨立；從民族大義上看，更不應獨立。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統治，根本就是民族恥辱，回歸是洗刷，恢復天聲。再從人類的歷史文化長河上看，香港是中西兩種文化交刃的見證。一百五十年前，中國因為自身的腐敗，失去了她，英國則恃其技術與理念的創新佔領了她，又利用中國人的勤勞發展了她。香港有今日的地位，似乎是西方文化貢獻，難怪有人死心塌地眷戀西方價值。西方價值並非不佳，但不能盲目歌頌，正如有人看到中國腐敗，便對中國文化失去信心。這些都是一孔之見，單從表象看問題，是看不遠的。

香港人羡慕西方，崇拜他們技術和民主，其實他們亦經歷了五百年的探索，才成為地球村的主人，到處威逼利誘人們接受他們的價值。不過今天他們亦已走入窮途，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不公平，使人類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科技的進步推高了人的生產力，但對地球生態卻是嚴重的破壞；民主、自由改善了你的人權，但並未帶來安靜、平和的生活；人與人的關係更疏離，人的心靈更無處安頓......；這是一幅世紀末的悲慘景象，空有技術有什麼用？空有物質有什麼用？空有自由、民主有什麼用？社會只有腐敗，人的質素不斷下降，傷風敗德的行為隨處可見。政治人物只懂得空言，為自己謀求選票。誰會管你的生死、誰會關心人類的未來？

更可悲的是教育失敗，因為教育認同這些價值，把孩子送入學校，只是為參加明日的經濟殺戮而培養戰士。誰會管他們的成長？誰會關心他們的幸福？

講到底，這是文化問題。西方講理性價值的文明，走到這一步已經徹底工具化；她已經把自己賣給原始欲望之魔。有了科技理性這個工具，人變得更自以為是，更瘋狂。

中國人追求行為正當

今天，人最不明白的，是在五百年前，人離開上帝，開始自我探索，找尋自己的貢獻，也就是找尋自己的人生意義，稱為「人的解放」，結果怎樣？人乘駕科技的馬車，一路浩浩蕩蕩，披荊斬棘，的確把日月換了新天。人不靠上帝，建設了「文明」社會，工廠每天都噴着黑煙，大地每天都在戰慄。人為的殺戮代替了大自然的殺戮，動植物大批死亡之後，地球徹底破壞之後，作為「始作俑者」的人類，現在要接受自己所作所為的懲罰了。

我想起中國的傳統文化，它的價值追求與西方大不相同。中國人追求的是行為的正當性（義），為的是順應和安頓自己的初心（仁），而不是功利上的效益。中國人關注的是倫理，所以人與人之間要有情、有義、有信、有愛。自己不重要，別人更重要，所以講付出與成全；道德價值永遠高於目的價值。

我認為，在今日的虛無社會中，惟有重講這些價值纔能使人蘇醒，使世界回頭，人類有救。

應直接推行「國學」

若問這些價值在哪裏？我可以告訴大家，就在中國文化的典籍中。近百年來，我們為了趕趁西方列車，把它丟掉了，多麼愚昧！我們變得四不像，東方人以為我們是西方人，西方人則以為我們是野蠻人。正如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並不接受自己是中國人。那麼，他們要做什麼人？

《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三十八章），則現在我們亦可以說：「失國而後文，失文而後學，失學而後教，失教而後亂」。今天香港之亂就是失學失教。正本清源，惟有從認識我們自己開始。這就是「國學」，但並非如胡適所說的「國故之學」。國故是死東西，徒有文字；縱認得字，也不知其精神。清代的考據訓詁之學就是如此，所以無生命力。惟有深入其意，與古人贖面相逢，才能得其驪珠。所以須要有新教法、新入路，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和教育工作者的挑戰！也是我們為人類下一個世紀而作的努力！

改變對「國學」的印象，知道它有着更高的普遍性。它不只是知識和學問，更是我們的靈魂、國家的命脈之所在。有之則生，無之則死。

香港要推行「國教」，為什麼不直接推行「國學」呢？認識中國現代的國情，不如認識中國數千年立國之本。本在，人自然凝聚。

原文：信報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554&cat_id=6&title_id=556149

國民教育與藝術文化

國民教育與藝術文化
時事評論 張五常
信報 2012.11.06

不少讀者要求我發表關於香港吵得熱鬧的「國民教育」的意見，但涉及政治我天生有抗拒感。後來知道一位歷來不上街的朋友也跑到街上去，我好奇地叫另一位朋友傳些資料給我看。傳了三次，內容次次不同。看資料發表的日期，感覺上香港政府是「軟化」了，彷彿悔不當初。

聽說黎老弟智英在電台大呼「洗腦」。當然不止他一個人這樣說。舉他為首只不過要在這裡跟他過癮幾句。是的，我認為智英老弟最近撤出台灣撤得相當瀟灑：賺了他們的錢，順便借題發揮，把那裡的政治斬了一刀。是金庸沒有寫過的無影刀法，而用的刀看來是「楊志賣刀」的那一把。不知智英老弟今天是否還在高舉台灣的「民主」政制呢？

國民教育應從中國文化入手

香港的故事變得有點天方夜譚了。香港人的腦子怎麼可以「洗」的？成年人要不是滿腦馬經雀局，就是樓價股市，當然還要人浮於事，想着子女的前途要哭出來。莘莘學子呢？除了一小撮家境富裕的，居住環境家嘈屋閉，電視、雀局，加上電子遊戲的聲浪，天旋地轉，洗腦不知要怎樣入手才對。昔日的文化大革命有機會給青年們洗腦，因為他們沒有其他有趣的玩意。

我佩服香港的學子們。二十年前在港大跟一位好學生傾談，她說居住的單位有四百平方英尺，只住六個人，在同學中算是較好的了。可惜電視常開，雀局常在，她和弟弟要戴上耳塞才能溫習功課。這次聽到洗腦的言論，我想到自己教過的無數學生，認為他們的腦子玉皇大帝也洗不了。香港的同學的興趣只是娛樂與可以增加將來收入的知識，其他的打針也打不進去。

我不反對胡錦濤先生二○○七年說香港「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但胡先生不可能提供細節，就是有提及只能考慮，可以不管。同樣，中聯辦有什麼建議應該考慮，但只是考慮，怎樣辦他們管不着。香港的教育局顯然滿是自作聰明的人。我讀到的不知是真是假的國民教育課程指引理念肉麻，內容空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設計這些課程的人不會希望自己的子女學習那些東西吧。

「愛國」一詞不應該直解。如果直解，我這輩子經歷過的中國，大部分的日子絕不可愛。然而，偏偏就是我這輩子的人，經歷過中日之戰與國共之爭的，對中國的孩子格外關心，願意為他們付出代價。這是經濟學鼻祖斯密的第一本論著——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分析使然，非愛國也。

我沒有理由希望今天的學子去經歷老人家經歷過的苦難，但想到六十多年前香港的同學的中語文字水平比今天的高出很多，一般可用古文下筆，有些懂得填詞，而今天還活着的對中國的歸屬感很一致。我因而想到國民教育應該從中國的文化入手。

國民教育是一個非常廣泛的話題，其中最正確的定義是「認識中國」。認識中國有多方面的闡釋，而我認為對香港學子的學問與生計最有幫助的是教中國的藝術文化了。考慮如下幾點吧。

文化知識有利找工作

（一）中國的藝術文化是真學問，在中、小學而言——即是在非職業性的課程中——沒有哪項科目能比傳統文化的認識能對學子長大後的職業前途更重要。不管孩子長大後的職業是什麼，在生計上對中國的文化有認識是大着數，何況那是非常有趣的學問。

四十年前，後來成為戴卓爾夫人的顧問的A. Walters到我西雅圖的家作客，進門後看到壁爐上放着一隻青花碟子，立刻說：「這是康熙時期的真品，值錢，要放在安全的地方。」後來知道此君對多種文化有研究，而朋友說那是他在經濟學之外的重要本錢，使他在職位上到處有人招手。經濟百科全書New Palgrave關於弗里德曼那項是此君寫的，同學們要拜讀，看看人家的學問變化。學問要學出變化，最容易是從藝術文化入手。所有藝術都重視變化，而從文化的角度投入是學變化的首選過程了。

不是說笑，一個青年長大後到市場找工作，應對時能表達一點文化知識是佔了很大的便宜。理由明顯：日常的社會交際，嚴謹的學術不管用，體育、娛樂等話題免不了平庸，但文化的知識表達容易遇到同好，可以投入地傾談，也顯得自己好於學。

（二）中、西雙方的文化截然不同，二者都是人類的驕傲，同學們都要學，問題是中國的文化比西方的難學很多，所以最好從小學學起。

西方的藝術文化主要起自達芬奇。只不過五百年前，但光芒不可方物，其變化有着明顯的節奏，比起中國的是遠為容易欣賞了。一個高中學生可以在兩分鐘之內衷心欣賞莫奈的蓮塘，兩天對莫札特的音樂着了迷。塞尚與巴哈遠為困難，但用不上兩個月的工夫。

要體會中國的藝術是遠為困難了。我是個石章專家，但篆刻藝術要怎樣品評我今天還不懂。書法我要經過幾位大師指導，遍讀前人的書法論著，才懂得欣賞。國畫我不懂八大；其實中國古代的國畫大師我沒有一個真的懂，只是見到北宋范寬的《谿山行旅》懂得站起來。此站也，不是因為懂，而是發現荷蘭倫勃朗的震撼西方的構圖哲學范寬早就用得精妙。後者比前者早生約六百年。瓷器我懂徽宗、懂雍正，但不懂乾隆。漢玉雕難懂，而石上如果刻着大篆十個字我八個不認識！壽山石雕可能是唯一易懂的中國文化：不難看出康熙時期的楊玉璇與乾隆時期的周尚均是天才，而我引以為傲的是一個大發現：晚清與民國時期的林清卿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偉大雕塑家。以刀作畫，林公的藝術與技術超越了倫勃朗震撼西方的銅版蝕刻——絕對是，可惜有機會欣賞的人很少。中國的文字藝術也比較易懂，但推到魏、晉之前就比較麻煩了。

用繁體字，簡體不必

中國的傳統藝術一律有深度，學懂了一般有趣，也給炎黃子孫帶來震撼：真的嗎，這些是我們的以往嗎？這樣一來，歸屬感油然而生，而這就是國民教育的最高境界了。

中國的藝術文化難學，主要是因為重要的發展起於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戰國，其後的變化多而微小，一點一點地加上去，不像西方藝術那樣有明顯的派別風格轉變。中國的藝術沒有西方那麼奪目，但純而厚，耐人尋味。二者趣味皆高，但中國的要多花時間跟進才能領會，所以中國的文化要從小學起。

我很欣賞上海某小學，規定幾歲的小朋友每星期背誦唐詩兩首，其後轉到宋詞與古文去。我認為香港的學生從小一起要學習用毛筆寫字，小小的時間投資將來的回報很高：懂得用毛筆容易學書法，也容易學國畫。最近雷鼎鳴發表文章，主張學簡體，放棄繁體。這不對，因為簡體不能寫書法：楷書可以，行書很難，而重要的草書是不可能的了。孫過庭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意思是說寫草書，筆鋒轉差了一點就不是字。繁體字的草寫有轉彎的規格，轉與不轉由君選擇，但簡體沒有這個選擇，近於凡轉必錯。除了寫書法，繁體要學，因為懂繁體不需要學簡體——我從來沒有學過簡體，但閱讀上半點困難也沒有。倒轉過來，我不懂得寫簡體字，但不需要懂，因為不懂得寫繁體的內地青年多半懂得讀，羨慕我這個懂得寫繁體的人。再者，不管是古時還是今天，國畫上題字一律用繁體——十多年前一位國畫大師不小心在畫上用了兩個簡體字，該畫之價大跌。看來國畫會繼續用繁體題字，直到永遠，正如印章用篆書幾千年不改，觀者讀不出只能嘆自己的學問不足矣。香港的小朋友們不要中雷公公之計，小小的投資學繁體，長大後可以表演一番——今天的香港還在教繁體是學子們的大幸。

還要指出孫過庭跟着說的一句：「真虧點劃，猶可記文。」翻進這裡的內容，是說：寫不是草書的繁體字，寫錯了筆劃無傷大雅。這些是中國書法藝術的文化，既有深度，也過癮。如果我有權話事，我會規定香港的中學生在畢業之前要背得出長達幾千字的孫過庭《書譜》的整篇。那是一篇文采煥然、擲地有聲、藝術哲理來去縱橫的精彩文章，花幾天背熟，再花幾天解通，學子的終生享用其妙無窮也。

干擾源自下面自作聰明

（三）最後要說的是文化教育課程的編排。這裡香港的專家可能不夠多，但內地是愈來愈多了。選出約九項題材吧：國畫、書法、文字、陶瓷、石雕、音樂（尤其是古琴）、青銅、哲理（尤其是孔子）、金銀器。然後每項到內地找兩至三位專家寫報告，說明是中、小學用的，也說明要有示範照片或圖片，加上要提供參考讀物。二萬港元一份報告可以買到很好的。拿得這些資料，再在香港找中學老師重寫及編輯，要說明資料的來源，中學與小學要有不同的水平，而老師們讀了參考讀物就可以教。

回頭說北京上頭的指示與下面的自作聰明，我是過來人，被下面封殺過無數次，有三本書整本罵我一個人，也有些大名鼎鼎的大學約了我講話但臨時取締。我認為這些不幸全部起於下面的自作聰明，與中宣部毫無關係。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後不久，我跟香港新華社的一位朋友說得清楚：「你們要我不寫評論中國的文章可以，只說一句就成。你們要我寫這種文章也可以，但不能教我怎樣寫，因為我不會寫自己不相信的。」從那時到今天的三十年，北京的朋友沒有干擾過我。唯一的「干擾」是沒有經我同意複製了幾千本我在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屬盜版，說明是「內部閱讀」的。我高興！

下面的干擾則無數。最明顯的例子是二○○八年為科斯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內地一家刊物見到，要整篇長文刋登。我說可以，但一個字也不能改。他們同意了，但跟着來郵，建議修改三十多處，而大罵新勞動法的後記不能刋登。我回郵說：「你們改一個字我會法律起訴。」後來北京出版該文的中、英二語全文，一個字也沒有改。北京根本不管！

我敢跟任何人打賭，如果寄一篇寫得好的內容有點敏感的文章給十家內地的刊物，要求發表，他們回應需要刪改的地方十家各各不同！這是各有各自作聰明的證據。

不需猜測北京要什麼

最麻煩是capitalist這個字。一九八二年我在英國發表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這個書名不是我起的，據說是戴卓爾夫人的辦公室的要求。我反對，但他們堅持，我依他們的。這裡capitalist不能譯作「資本家」，要譯作「資本主義」，書名因而譯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為這個書名我在內地到處碰壁，顯示着自作聰明的人可以很一致！不幸，為了這個書名我的《英語論文選》要推遲兩年才能在北京出版。偉大天才不知何解也：該書名早些時在北京出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的中、英二語一書內出現過八次。

現在輪到科斯碰壁了。他和助手王寧為我的Will China Go Capitalist？寫了一本厚很多的續集，題為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翻了成中文，要在北京出版，但又是因為capitalist這個字過不了關！該書讚賞中國的成就，而capitalist這個字在西方只有馬克思的傳統有負面意識。其實當年英國的要求是問：中國會真的改革嗎？但reform一詞在西方很老土，很俗套，老生常談得太多了：歷史上無數的改革皆慘淡收場。Go Capitalist有點別開生面，會叫讀者的精神抖擻起來。

國民教育，如果能闡釋為有市場價值的學問，我們沒有理由反對。上屆的曾特首與今天的梁特首不需要猜測北京要的是些什麼。另一方面，我認為今天內地的中、小學的思想教育（稱政治課），也應該轉向老人家在本文提出的範疇走。若如是，上蒼有知，假以時日，中國每年的實質國民收入增加要以億萬計矣！何樂不為哉？

文中小題為信報所加

原文：信報
http://www.hkej.com/template/forum/php/forum_details.php?blog_posts_id=94281

為「國教」止蝕的影響

梁振英終於宣布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這是指特區政府不會要求學校使用《指引》、也不以《指引》作為教育局視學的依據。若學校要推行「國民教育」，可自由採納認為合適的教學指引和相關教材，特區政府不會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提供任何規定性或官方的課程指引。

雖然特區政府沒有撤回《指引》，但因《指引》已經擱置，故對學校已不構成規範作用，反國民教育科的社會運動雖未完全達到目標，但也可說是達到階段性成果。政府原先提出《指引》，是要強制所有學校把「國民教育」獨立成科，並要按《指引》完成最起碼的任務，就是透過此科提升學生對國家的認同感（不止於認識）。

不過，在沒人預見的情況下，反國民教育的社會運動在香港激起滔天巨浪，挑起了不少港人、尤其是家長對子女在學校接收有關中國資訊的內容和方式是否有「洗腦」成分的戒心。其實，推行《指引》前，在回歸後的多年，不少學校已進行很多國民教育的教學活動，例如在校內升國旗、唱國歌、籌辦國內遊學交流團、課堂內外等活動。過去家長對這些活動的關注很低，多會信任學校的安排而讓子女參與。

免為「國教」加入批判成分

不過，在反國民教育的社會運動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後，不少家長對這些他們以前不太注意的「國民教育」教學活動也開始提出疑問；反國民教育運動更在結束絕食和佔領政府總部後，把行動模式轉為「遍地開花」，提醒家長、老師、舊生……，要把關注焦點轉到每一所學校，監察課堂內外的教學活動是否有「洗腦」成分。

挾着社會餘勢，反國民教育的社會運動更要求特區政府不但撤回《指引》，更要制訂純然以公民教育為框架的新教學指引，以批判思考而非情感認同為主，處理與國民身份有關的部分。結果可能是政府要在各學校推行的「國民教育」，與原先的目標完全背道而馳——令學生加強對中國的認同（若能做到，也會間接加強學生對現在的中國政權的認同），反會令他們對中國現在的政權增強批判的力度。若政府未能做到，那又會惹來另一波批評和爭議。

因此，現在梁振英擱置《指引》，其實是在為「國民教育」止蝕，因擱置《指引》、並表明不會在以後再制訂任何官方課程指引，至少可防止反國民教育的社會運動進一步的要求，逼政府制訂具批判性的「國民教育」新指引。

同時，梁振英多次強調外界應尊重個別學校的自主和專業判斷，不要干預選擇推行「國民教育」的學校的教學活動。這說法是要讓過去一直都有推行「國民教育」的學校、那些為要提升學生對中國政權的認同感的「國民教育」教學活動可繼續下去，而不會在新的形勢下被迫停止，而要改為有更強批判的成分。

家長對「國教」存戒心

就這一點，擱置《指引》雖未必能令家長不去關注學校的教學有否「洗腦」，因他們已因政府推出《指引》而有了戒心，但那也是政府在此階段所可能做的。以後還要看各方對個別學校的監察能否持續，以及民間是否能凝聚足夠力量迫使政府推行更具批判性的公民教育，以取代現有散於各科的「國民教育」。

對個別學校來說，除了一些身負政治任務的辦學團體外，校方對在學校內繼續搞一些提升學生對國家認同感的教學活動必會猶疑得多，因只要學校內有一兩位家長提出異議，都有可能在校內引起軒然大波。因此，不少學校為了避免爭拗都可能會減少這方面的教學活動。

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一事發展至今，政府原先的目標肯定不能達成，即使作出上述的止蝕，但因來得太遲，故在未來很大可能是那些本已做到的也可能會失掉，結果是得不償失。這事雖只關乎「國民教育」，但卻也可以提醒北京和特區政府，在兩地政治文化差異、香港公民社會自主自發之下，任何妄想以硬銷方式促使港人「人心回歸」的行動，都很大可能會同樣是得不償失的。

戴耀廷

原文: 信報 法治人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533&cat_id=6&title_id=550099

魯姜: 公民社會靠遍地開花

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按:
(少許澄清：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自今年七月以來，一直與多個團體緊密合作，積極參與及支持大聯盟的工作，但大聯盟絕非由家長組所"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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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靠遍地開花

魯姜

(信報 2012-10-11)

「國教指引」擱置，梁振英雖強調不會撤科，民間反國教大聯盟則似已經收貨，在立法會新季度開鑼日不會有任何行動。

左派報章報道則突顯特首「希望藉以平息社會爭拗」。其實，政府最希望平息的是：一、遍地開花；二、公民社會現象的出現和普及。

沒有家長關注組的出現，不會有大聯盟的衍生，社會亦不會有爭拗，因為有關指引其實輕舟已過萬重山，若非有《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平地一聲雷，這個道德、國民與公民教育三合一的新猷不可能最後會陰溝裏翻船。

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阮邦耀公開承認：大聯盟鼓吹的「遍地開花」行動將會影響學校運作，家長一旦轉趨積極，透過家教會的參與，與校方的關係很易變得緊張，學校將煩不勝煩，除了教材的選擇，教授的方式和評估的基準將受到擔心的家長及其背後的支持者質疑，學校的一舉一動，如果未經諮詢，極易惹起家長不滿，隨時變成學校內外熱烈討論的話題。

檢視「國教」有否染紅

事實上， 「遍地開花」的行動已經落地生根，家長關注組發起人陳惜姿聲稱已成立「衛星小組」，繼續研究其他科目的指引和教材有否「染紅」，初步目標是小學的中文科，以及課程指引有六分一是「國民教育」的常識科，因為小學生最易受人「洗腦」。

阮校長本來希望經此「國民教育」擱置一役，學校能回復正常，可以專注教學，實行如特首的呼召—— 「教育回歸教育」，但關注組卻另有打算，且看「遍地開花」的現象會否因特首的一再讓步而逐漸消弭於無形，不致成為日後任何社會現象的成功先例和模仿對象，亦令阮校長等教學人員能放下心頭大石。

教育行政學會主席李少鶴說得更為清楚：「國教」的爭拗令他們感到困擾，「學校連舉辦內地交流活動都怕」。如果擱置指引能平息紛爭，交由學校自決，則這類交流活動可望仍能如常舉行，令主辦單位不致大失預算，因為涉及的學生數以十萬計，收費及資助更是一門惠及中港兩地的極大生意，而且不斷上升，如果爭拗持續不斷，交流活動可能一蹶不振。

反國教運動在學校內可以遍地開花，因為有家長參與，亦有家教會的機制讓他們能名正言順地向校方提出要求，加上教師中亦有不少人對「國教」的理念不表支持，教師團體中教協的會員眾多和動員能力強大，因而有足夠條件在校內落地生根，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

建制中人昧於形勢

在學校以外，遍地開花的現象由傳媒開始，事實上傳媒特別是年輕記者對《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的反感極其強烈，所以批評之聲一呼百應，加上家長關注組的發起人陳惜姿曾是傳媒精英，在行內一向備受尊重，所以不易抹黑，亦隨時變成一呼百應。

後來加入支援的團體及個人已遍及社會不同階層，陳義亦愈來愈高，甚至是社運老鬼也不惜自我犧牲加入絕食行列，大聯盟的出現，令政府不可能不一再讓步，因為大聯盟的雪球愈滾愈大，若不及早「封殺」或「淡出」，最後一定變成全民參與，只要時機成熟，五十甚至一百萬人上街的盛況必會再現。

這次遍及校內校外的公民運動，因為新政府總部已成為公民廣場，令運動變得更有焦點和有長期聚集地點，方便更多人的參加，亦令運動的主題變得更多元化，更強烈鮮明的公民社會意識由是而生。

公民社會的特點是授權和均權。社會中每一個市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權利，政府的任何決策都須要透過諮詢尋求合理的共識，並且令反對者的公民權利不致受到損害。在「國民教育」爭拗中，家長和學生（學民思潮）的權利過去一向不受尊重，後者發聲年多，仍然未獲社會認同，直至與家長聯手，才令最具影響力的老師組織急起直追，終於掀起一次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

家長和學生這次自發地起來爭取權益，建制派中人不少認為完全是社會不同勢力鬥爭的結果，家長和學生只是受人利用，但這種臆測除了缺乏證據，更重要的是對公民社會興起的趨勢的無知和忽視；今後同類性質的社會運動必會愈來愈多，可供幕後黑手發揮的機會只會愈來愈多。如果不加以及早疏導，一味只懂怪責這些「破壞」勢力的無知和受人操控，社會的矛盾和衝突只會變本加厲。

民間智慧大於官方

今天的公民社會，民間智慧大於官方智慧，民間什麼專才都有，甚至連過去極為罕見真正熟悉政府的官員和幕僚，今天也不愁沒有合適人選可供傳媒訪問，一同發聲論政，政府推出什麼政策，負責設計和推銷的政務官和問責團隊，面對遍布社會的不同民意和專業精英代表，根本不易過關；一旦讓他們找到共通點聯合起來，其勢與力之大，恐怕將不會是一兩個司長局長、甚至特首所能抵擋，所以問責班子不可能沒有政黨的支持，而政黨亦不可能沒有公民的授權，否則一定事倍功半，甚至是隨時節外生枝，半途而廢。

梁特首上任三個月，修正、擱置和撤回前朝政策措施的「果斷」行動亦有幾回，每次的決定相信不單經過內部熱烈討論方才通過，更重要的是民意調查結果的啟示。政府內部持續做的民調不比外間為少，亦應比外間更可信和準確，特別是富爭議性的決策，梁特首已再不可能如曾特首那樣一言堂、並要求行政會議及問責團隊當「橡皮圖章」，對民調方式及民意的變化應會更為重視，因為惟有這樣，才能令政府內部心服口服，這種態度其實符合公民社會的發展，建制派和港共對此當然會感到不滿，因為主動權似要交出，任由民意牽着政府的鼻子走；但特首其實已無選擇，尤其是他有心連任，成為第一屆的民選特首，因此他不會覺得自己在節節退讓，而只是成熟一樣做一樣；所謂成熟，是自覺已充分掌握民意，所謂改變亦只是成熟的最終極表現而已。

魯姜

原文: 信報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527&cat_id=6&title_id=548609&rtd=44757

練乙錚：唯有去「國」 方可中國

反國教運動擴散、升溫之快，不僅出乎特區政府高層預料，就是筆者及身邊圈子中人的大多數，也感意外；快得幾乎連接收訊息也來不及，遑論理性分析、深 入總結。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個飽含「兩制」意識的運動，要找一個明顯的源頭，並不容易，因為年來京港互動的惡性一面，可謂燃點處處，多條引信早已着 火，終於在國教議題上因出現不可理喻的、政府資助編寫的洗腦教材而發生短路。

然而，這個運動，除了本身的具體意義之外，還集中反映 了一個由於梁振英成功上台而激化的「深層矛盾」——大部分港人與北京之間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的差異和對立。這個「深層矛盾」，在回歸前後的十多年裏，包 括八九六四之後那幾年，都可用「恐共」二字概括，恐共程度縱有不同，大體皆止於恐懼；不過，由梁上台引致的矛盾激化之後，「恐共」已經發展出「反赤化」運 動和「拒北」思潮。社會如此撕裂，對香港沒有好處，但北京的損失更大，不過，那是咎由自取，因為讓梁上台這一步，毫無疑問是黨內某些高層推動、最後欽准 的。

當初，北京自知港人恐共並非無因，故委出的頭兩任特首都是比較中間的人物，論性格和偏好，儘管心態或是明顯過時，或是略嫌低俗，始終帶 有幾分港人本色。假若香港風調雨順、大陸國泰民安，西環戒急用忍，再加上公務員處事慎微圓滑，以那樣的特首人選，未嘗不可於五十年過渡期的頭十多年裏，稍 減港人恐共心理。可是，事與願違，回歸之後，港資加緊北上導致本地投資衰竭，令多數港人經濟境況持續惡化；大陸方面，則政況每下，極左思想回潮（薄氏以 「紅」謀反，不過是左中之最），京人所言所作，見諸孔慶東郝鐵川的偏激指摘、國家機器瘋狂迫害趙連海李旺陽等，事例繁多，俱與港人觀念格格不入。是以近年 來，港人愈發重視「兩制」分野，情感上跟中共特殊定義的「一國」則愈行愈遠。畢竟，身份不由己，認同可選擇。無論是近年的民調或是香港社會上出現的事件及 思潮，都一再說明這點。諷刺的是，連梁政府也用上了「港人港地」這個極富分離意識的標籤去推銷一個它要民眾相信、自己背後那些地產界支持者卻絕不熱中推行 的政策，結果當然是令「光復上水車站」、「反對割讓東北」等「真正」港人港地運動更振振有辭！

若干年後 北京知錯

本 來，在這種情況底下，北京應該再放軟身段，一早找一個更中性、更包容、思想甚或稍微偏右的人當第三任特首。史書說諸葛亮對孟獲七擒七縱，但北京並無這種自信。去年底，筆者說過，港人還遠遠未能接受中共黨員或類黨員統治，若梁振英上台，兩制之間失去重要緩衝，中共與大多數港人將正面衝突。這點，現在逐步變成 事實，擺在大家眼前。不過，筆者亦相信，若干年後，北京終會知錯，到頭來總結這段歷史，重新判斷讓梁上台這一筆的時候，大概只需兩個字：極左。

糾正極左，對中共而言，往往難上加難。然而，若港人質之以理，再加群眾運動強大而不懈的壓力，未嘗不可以爭取到一點改善；近日政府在國教事上放棄三年開科死 線，即可見一斑。在這個既是教育問題、亦與政治意識形態不可分割的事情上，港人還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反國教運動提出第二階段謂要「遍地開花」，在學校以各 種方法防止洗腦，並要求教育局撤回問題指引之餘，取消整個不倫不類的國教科，等等，無疑有用；但是，正本清源，不僅要消除有害的，還要建立健康的，那就必 須在本地公學裏重建歷史必修科，以助港人下一代身處一制，正確了解大陸上的另一制，以至能更深入認識、認同在此兩制之上大得多的時空裏的一國。

這樣的歷史科目，首先需在「正名」方面花一些功夫，然後才研究要包含什麽內容。冠以什麼名稱好呢？筆者認為，最合適的名稱，應該是「華夏文明史」，因為它最包容，政治上最中性，意義卻最清晰。

在我民族的歷史永恆中，根本概念是「華夏」；相對而言，像「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類的政治或行政名辭，指的都是特定時空裏的有限範疇，晚近方始，必亦有終。「華夏」一詞，首先出現在《尚書．周書》中的〈武成〉篇，篇首指明是周武王手筆，其中一句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 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這裏，「華夏」是一個文化、民族概念，是相對於「蠻貊」而言的；所說的「仁人」，指的是更早的華夏領袖。後人註疏，服飾之美謂 之「華」，章典之盛謂之「夏」，都是有關文化、民族的說法，廣闊而無所不包。

專政之下 只有一王

至於「中國」 一詞，來源幾乎和「華夏」一樣久遠，涵義則有點不一樣，政治、政權的意味比較濃，這也可以從文獻裏看出。武王死後，周公輔助他的兒子成王繼位；《尚書．周 書》中的〈康誥〉篇，篇首註明周成王除了寫〈康誥〉，還寫了〈酒誥〉、〈梓材〉兩篇，後者其中一句用了「中國」一辭：「皇天既付中國民越（與）厥（其）疆 土于先王」。

此外，與《尚書》差不多時候面世的《詩經》裏，也出現「中國」這個詞；〈大雅．民勞〉一詩勸勉西周最後的一個君主周厲王：「民 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老百姓太辛苦，應該稍得安息；澤惠中國，就可平定四方）【註】。在這兩處，「中國」一辭的涵義是政治的、行政 的，前者指文王、武王統治的地方，後者指厲王的京畿。稍晚，在《孟子．公孫丑》裏，齊王說：「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我想在我的領地中心地帶為孟子建居 所）。當時的諸侯領地稱「國」，「中國」就是「國中」的意思。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唐、漢之後才比較常見。歷代史家多以「中國」作為中原皇朝的籠統稱 謂。後來一些外族如北朝的鮮卑、宋代的契丹、女真，在中土建立政權之後，亦以「中國」自居，非無道理。清朝與外國簽訂條約時，自稱「大清」；條約文本裏雖 有「中國」、「中國人」、「中國官」等稱謂，但都是相對「大英」、「大英商民」、「大英屬員」等名稱而言的對外用語（可參見維基文獻網站的《南京條約》原 文）。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其憲法文本亦從頭到尾沒有「中國」這個稱謂。至中共在大陸建國，才在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首次以「中國」作為國 家的正式自我簡稱。由此可見，「華夏」的自稱意味濃，涵義比「中國」廣。

「華夏」精粹 文化價值

誠然，「中 國」本來也是一個很好的名辭。「中」是中庸、中正，不偏頗；「國」是疆界包圍着地域（「或」與「域」古字相通），有守護意義，提供一種安全感覺。可是，共 產黨不講中庸，「中」字變成「以我為中心」；在其專政性格底下，「國」即疆界裏只有一個王。這種意識，用到國際事務上還可以，但用於香港這個多元社會裏去 處理意識形態有關的東西，就令「中國」一辭不大理想，既容易被左派偷換概念，狹義地變成僅指大陸政權，亦同時令右派反胃，引起不必要的反彈，甚至逼出「去中國化」思潮。所以，筆者提議在香港的公學裏設置本國歷史科的時候，冠以華夏文明史這個名稱，內容當然全部以我國為主體，包括古今內外的一切重要事物。

然 而，涵義廣泛之餘，講「華夏文明」，有更重要的一點精神價值，放在香港今天的環境裏，特別容易引起共鳴。有這個精神價值，還得歸功儒家思想。大家知道，古 代有所謂「華夷之辨」，源於部族社會之間的各種矛盾；但到了孔子那裏，便出現升華，成為文化價值之辨，超越了宗族、種族、語言、風俗習慣、身體特徵甚或用 現代人觀點講的基因層次。這個轉變很重要，不妨細說，借孔子講柳下惠的故事作開始。

孔子稱許柳下惠，說他是周朝三大仁人之一，但這和後來的 柳氏「坐懷不亂」說無關。柳下惠在魯國當官，三次給炒魷魚；有人問他，還要呆在魯國麽？他回答說：「以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 邦？」（當官講原則，到哪裏不炒三次魷魚？當官不講原則，又何必離開自己國家？見《論語．微子》）魯國與周室的血緣和文化關係最深，周室衰微之後，魯就代 表着華夏；柳氏寥寥兩句，不僅明志、點出時弊，還指出要「行道」便不必考慮去留。然而，也是魯國人的孔子自己又如何呢？他周遊列國，最後很失望，曾經說過 要浮海居夷，移民番邦。這兩個故事看似背反，其實是一件事的兩個面：有心行道，便應該三黜而不去；但如果「道不行」，沒希望了，則到所謂蠻夷之地，也許比 留在華夏之邦要好。

後來，唐代的韓愈在他的文章《原道》裏講孔子如何劃分諸侯的華夷屬性：「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 國則中國之。」歸根到底是一個「禮」字，禮的內涵就是「道」，也就是現代人說的「核心價值」。由此可見，「華夏」的精粹是一套文化價值，並不一定依附在某 一片疆土、某一個政權；你認同它，你就屬於華夏，不認同，則頂多是虛有其表，縱處一國，實非一家。今天的香港人，很明白這個說法。

自己國家 理性認識

華 夷有別，其實還有長期的恩怨衝突，原因和「核心價值」不一定有直接關係，也需要深刻認識；認識了，對身處當今之世，大有幫助，因為，從了解華夏文明的格局 層次出發教授國史，有利於理性地引入文明衝突的觀點。古往今來，無論哪一處的文明史，都涉及與周邊其他文明的互動，而互動一定包括武力衝突，此中恩怨對 錯，有時甚難分解判別。在近代殖民主義時期裏，我國是弱者，幾乎完全是受害一方，這點毫無疑問；但在早一點的時期裏，難道華夏就沒有以武力征服其他民族 了？史學家何秉棣曾指出，商殷時代的華夏民族十分尚武，《尚書》裏便有不少華夏領袖訴諸武力對付其他親族、異族的記載。平定諸夏尚且兵戎相見，對待蠻夷就 更不用說。遠古如是，近世只會更甚。舉例說，明末清初，漢人逐步佔據台灣，如果說成是以王道恩威收服了當地食人生番，就未免如一些西洋畫裏的傳教士到達美 洲新大陸，在岸上把十字架高高一舉，即令當地土著虔誠下跪接受白人文明和統治那麼一樣可笑。從文明衝突角度出發，國人包括港人學習歷史，不僅要知道殖民主 義侵華罪行，還要更持平更全面認識本民族與周邊民族關係，學會自省，才能避免像一些極端愛國者一樣，總以為自己人對、別的人錯，不明白為什麽周邊民族古代 都來中國「感恩朝貢」，今天卻甘當美帝卒子。

從認識華夏文明的角度出發，還可以包涵別的文明的觀點，再加上一種時代抽離感，如實地談論一些 敏感題材，如華僑移民史、華僑在海外的生活狀況、給當地帶來的好處和壞處、中國與每一鄰國的疆界糾紛的歷史與現況，等等，都比較不那麼容易招致別國不安。 這樣，香港公校的非華裔學生也更能接受從這個觀點講的歷史。

大體而言，「中國」一辭的政治含義有時過分濃厚，導致人人各自解讀，容易產生誤 會和矛盾；「華夏」一辭，政治上中性得多，能廣泛包容，但涵義卻非常清晰，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或者，如此「去『中國』化」，方能更有效地讓年輕人理性地、 正確地認識自己的國家。對大多數教師而言，身處政治對抗的風眼裏，教授有關中國的知識時，也不會感到左右為難，無所適從。

名稱之外，當論的是教學內容。篇幅所限，此方面不日再議。

註：〈大雅．民勞〉的這幾句，筆者是念中一歷史的時候學的，至今記得。當時學校用的一套十冊課本是中大教授黃福鑾編的，十分嚴謹，影響筆者很深，特此為記。黃教授的千金陳黃穗，是香港消委會前總幹事。

《信報》特約評論員

原文: 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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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 - 論國教課程兩大漏洞及當年董梁教改的去國史化

特區政府推出國教科，大家看其包含什麼內容之餘，還要看它剔除了什麼。如此，當可察覺到，在關鍵的「國家範疇」，有兩個嚴重紕漏：一是不提殖民主義，二是不講中華民國。「殖民」與「民國」這兩個辭，在該科指引文件中不存在。特別為香港人設計的「國民教育」課程，有此兩大漏洞，原因何在，筆者逐一分析，直追溯到當年董梁教改的去中國化。

為何不提「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侵華二百年，若問哪裏是第一重災區，答案不可能是北京頤和園。說到底，那不過是老佛爺的一個後花園，破壞了，只有某種象徵意義；倒是比釣魚台大一百倍不止的香港這塊地連同其上居民，被活生生割讓，受英帝直接統治百餘年，才是中國所有受殖民主義蹂躪的災區中的最重。對此，國人感受普遍深刻，卻唯獨港人有異；港人當中，有些人心情矛盾，有些人毫無感覺，更有些人尤其意氣當頭會說狠話直指今不如昔。本地左派當權派人士對這些港人顯得特別反感，一直以來口誅筆伐，指之為港英餘孽。

反殖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今天當權者覺得香港人要補這一課，為何國教課程指引卻好像完全忌諱？筆者六十年代上中學、讀預科，所讀國史、世史兩門課，內容詳述帝國主義侵華史包括割讓香港那段歷史，今天的國教課程指引卻連「殖民」二字也不見蹤影。何解？大家先看一點背景。

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史太林和托洛茨基水火不相容，原因之一在於對一個重大問題意見相左：無產階級政黨在一國之內領導革命奪取政權之後，首要工作是在該國之內建設經濟、鞏固政權，還是要馬不停蹄把革命引向其他國家？這就是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爭（或稱作「革命的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的對立）。史太林支持前者，而托洛茨基主張後者。

港共只是口頭反殖

托氏的觀點很清楚、很馬列：因為資本國際化了，工人無祖國，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因而是一體的；一國革命之後，如果不一鼓作氣把全球革命力量都喚醒，已經革命那一國之內的無產階級政權必然遭遇連成一線的帝國主義陣營圍堵、干預、侵略，以致無法有效發展經濟，其社會主義革命最終被壓垮（這個說法看來是應驗了）。托氏更認為，「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情緒而已。

毛澤東師承史太林，基本上接受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毛喜歡所謂理論創新，他說自己既是不斷革命論者，也是革命的階段論者；但是，他說的不斷革命，乃指一國之內而言，即後來推出的的一連串極左政策：工業公有化、農村公社化、大躍進、文革，結果當然大錯特錯，搞得比史太林還糟糕。

對外而言，毛則認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妥協，以打破帝國主義大包圍。於是，他首先爭取與英國友好，做法就是不解放香港，讓英國保留香港殖民地的名義和實質地位。也就是說，毛在1949年以前反殖，解放後不反殖；1949年以後，在理論上、口號裏依然反殖，但實踐上、行為上不反殖；在亞非拉輕度反殖，在自己的國土門口完全不反殖。

受中共中央領導的港共當然一樣：言談裏反殖，行動上不觸動殖民政權利益；不僅不反殖，更和殖民政權妥協、和大資本家妥協，1967年暴動那幾個月是唯一例外（鬥「港英」，而不是鬥「英港」，恐怕是畀面英國、留有餘地做法的不自覺反映）。其後的香港學運也分兩派，「國粹派」愛國不反殖（後者指行為），「社會派」則被指反殖不愛國，甚或是蘇修派來搞破壞的。

這裏，大家不必追究史、托誰對誰錯，也不必追問毛與殖民主義的妥協好不好、「國粹派」還是「社會派」正確，而是要看到這些政治思想與行為的客觀存在及其後果。

港人被迫背棄國家

九七回歸，中共形式上終止了英港殖民政權，實質上繼承了一整套反民主的殖民主義法權，大者如把「行政主導」寫進《基本法》（即讓行政長官主導立法，議會沒有提案權），較次者如在立會加強「功能組別」、保留「廣播條例」的關鍵發牌條文，等等。所有這些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法權，九七之後香港的新政權非常受用，因此不會、不能取消。要注意的是，這個繼承，發生在中國社會變質為黨內既得利益壟斷的社會的同時。

中共在毛時期與殖民主義妥協，尚且可說是為了建設真正的（史太林式）社會主義；然則，在中共全面變質之後，它在香港繼承上述殖民主義法權的唯一目的，只能是為了維持一種剝奪性、壟斷性的類殖民管治。英港殖民時代的「以華制華」，變成今天的「港人治港」——即假少數具特殊身份和關係的港人管治大多數港人；洗腦方式和內容儘管與英港時代不同，所用的管治工具，一整套就是當年英港殖民政權發明的、用過的（大家設想：若香港的主權不是回歸北京而是回歸民主化了的中華民國，則今天這些殖民主義法權有哪一條可以保留呢？）。

如此，試問中共在港推行國教，怎會引導學生、容許老師，深入認識殖民主義在中國特別是在香港的全部歷史過程，包括中共與英帝國主義的歷史性妥協，以及其百倍吊詭的現實意義？

尤甚者，中共與英港殖民主義作歷史性妥協之餘，卻經常反過來指責港人思想奴化，回歸前後皆如此；這是不公平的。試想：假若當年中共不與殖民主義妥協，像紀實電影《阿爾及爾之役》中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那樣，領導人民與殖民主義作無妥協鬥爭的話，港人今天的反殖意識肯定不一樣。然則，港人頭腦當中縱有殖民思想充斥，那又是誰之過？從民族利益觀點看，港人好比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外放軍妓一樣，為了國家戰略需要而犧牲貞節，回歸母國之後卻處處受歧視，終於走上背棄自己國家之路。港人深談殖民主義，不可能避免提出這種討論，這又豈是口頭上對「西奴」大事撻伐者所能容忍？

再者，假若中共不與英帝妥協，1949年即收回香港，則英港殖民主義晚期實施的種種「改革」和「德政」，便根本無從談起，思想「奴化」不可藥救者，大抵只會局限於小部分當年的高等華人，何來為數眾多的普通港人今天思前朝業績而愈發厭棄「國民」身份、拒絕「國家」認同？站在民族立場，這筆殖民主義賬又該算到誰的頭上？

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國教課程指引不提殖民主義，乃一種忌諱，不僅有深遠歷史原因，更反映中共變質之後成立的特區政府和前殖民政權之間的微妙關係。然則，不提中華民國，又反映什麼呢？歷史上，中華民國與港人關係極深，港人失去此段記憶，主要是近十多年來的事，國教科有此漏洞，恐怕不是偶然。

中共管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國的政府眼中，代表整個中國。不過，在國人當中，起碼在留意國事、能夠接觸各方面資料、資訊的國人當中，中華民國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對手，爭奪着國人的認同。兩者之間，什麼時候一方比另一方做得好，那一方就得到更多國人的擁戴。例如，大陸六、七十年代搞文革，台灣卻埋頭苦幹拚經濟，聲譽明顯比大陸優勝；七、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有些省市眼看有望趕超台灣，海外華人無不寄以厚望，很多因此歸心；不料，大陸來一個八九六四，國人為之喪膽，台灣卻緊接着反其道而行，全面民主化、自由化，聲望於是又扳回一着。

怕港人比較中台模式

大陸以其人口和經濟規模，無異決定整體中國建設成敗；台灣雖小，卻以其勇於實踐，各方面總是比大陸走先一步，提示着整個中國的發展方向。國人、港人看在眼裏，有所選擇；於是，「一中兩府，各自認同」的想法，近年重新出現。如此，號稱代表全中國、一意壟斷權力的中共，何可忍受中華民國和台灣在國人、港人政治心目中的存在？近日大家看到大陸中央到地方的官媒對釣島上那面青天白日旗施展的各種剪裁手段，就明白國教科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再者，國共內戰結束，打「中華民國」招牌的國民黨是敗方，勝方中共對前者的態度當然談不上尊重；解放以後，大陸在其教育、文藝、宣傳等方面，提及中華民國，觀點每以負面為主，史實方面更有不少刻意歪曲，如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和軍隊的角色和功勞等，全遭抹殺，「獨夫、民賊蔣介石」是假抗日，等等。

近二三十年來，因為對台工作有需要，在中共的文宣裏，提及中華民國或台灣時的態度，某些方面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特別是對台灣的一些高層人物給足好處、極盡恭維，污點缺點都忽然消失，統統都是愛國的、善良的，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故居也修復得煥然一新。不過，後者只是共產黨的統戰姿態，在其他方面，對中華民國和台灣的敵視沒有變。中共這種「複語術」，只能用在它的統戰工作上；若是放到香港的課堂裏讓負責任的老師端詳細察，給好奇的中、小學生問幾個為什麼，就有說不出的麻煩；大家免不了要問：「德育」是教學生諒解、接受、學會乃至精通這種「複語術」的嗎？

還有，提中華民國，總不能不講台灣模式，更少不免要和大陸模式做一些比較：為什麼人家經濟發展比你早、今天水平比你高，社會也比你更民主更自由更和諧？要回答這個，也有說不出的麻煩。

由此可見，課程指引的國情部分出現上述兩大紕漏，實非偶然。筆者不知道這是指引編寫委員會「自覺跟黨走」的不自覺決定，還是有關方面干預、打了招呼的結果。

共黨專長增刪歷史

其實，對歷史和事實任意篡改增刪，是史太林以降的共產黨人特長，中共深得箇中三昧，從創黨名單到李旺陽死因，都在篡改增刪之列。這是因為，對共產黨人而言，目的就是一切，其他都是工具，包括歷史教學在內；既是工具，式樣設計只須符合目的便可。受中共領導的特區政府教育官員也只能如此，有例可援。

讀者記得，在董建華治下，梁錦松推動「教育改革」，竟然取消國史科，大刀闊斧「去中國化」，比陳水扁在台灣搞的還徹底。董、梁二人出名愛國，為何有此一着？原因很簡單，當時的教改，關鍵部分其實是一個小文革；國史科整科取消了，才可說得上「破舊」，「破」了「舊」，以後才可立「新」。

在當時特區政府眼中，九七前遺留下來的國史科，從哲學思想到課程設計，從編寫教科書的學者到教授歷史科的老師，以至這些老師的老師，都屬於「舊」的那套，通通都在該「破」之列。「破」了之後，以國教科作為過渡，端正學生和教師的思想，再等到「新」的歷史科教學系統成形、「新」的師資和教材具備，「新」的、改造過的國史科便正式登場，符合統治階級意志，復出之後在學校教授它因而又是一個「天經地義」。

中國歷史就是那麼長，二十五史就是那麼重重複複，學生厭倦，家長不察，董政府順水推舟，舊的國史科就那樣給革掉了。然而，這就是五十年回歸過渡期中特區政府必須做的要事之一，「五十年不變」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的變。

學生利益不作考慮

首屆特區政府取消了國史科，學生對國史認識更形殘缺，國教科於是上場，「理所當然」地在這方面補足；如此移花接木，現在說成是「不得已」的做法。可是，這樣給孩子飲苦茶醫病，不能不派一點糖果，於是課程指引規定該科不對學生進行考核，和現時通識科乃至其他所有科要個別考核不同。

這當然是一種以退為進。試想，若國教科教學時，充斥如某小冊子那樣的一面倒材料，又要考試的話，則引起的反洗腦情緒一定比最近的還要強烈。於是，「偏頗」的內容逐步引入，不設考試，而以問卷測試效果，施間接壓力促使學校和教師逐步加碼，教授當局要學校教的那種內容。這是政治手法，不是教育，學生的真正學習利益並不是一個考慮因素。

當權派把國教科搞得充滿政治涵義，現在成為香港政壇風眼，進而影響即將舉行的立會選舉，倒也合乎邏輯。

國教課程指引內容大處殘缺不全，一些技術層面的設計動機可疑，社會上廣泛出現推倒重來的要求，實在有理，筆者支持。

《信報》特約評論員

原文: 信報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496&cat_id=6&title_id=540159

程翔: 以提倡愛國主義為目的 國民教育有錯嗎？

在最近國民教育的爭論中，有一種很普遍的觀點，就是“每一個國家都有責任培育國民對國家的認同和歸屬。所以國民教育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內容和方法，只要內容和方法正確，則國民教育就可以接受”。這種觀點，無論正、反雙方都有很多人接受。贊成國民教育的固然鼎力支持，反對的也只能表示他們不反對國民教育本身，只是反對其內容與方法。

如果抽脫具體政治背景，就事論事，筆者也不會反對這種觀點。但是，對於香港目前出現的“國民教育”，我們就不能不考慮香港的具體政治背景，從而簡單地贊成這種觀點。

第一，香港從1986年（仍然是英治時期）開始已經設置“公民教育科”，教育下一代要有公民意識。把本來已有的“公民教育”改為“國民教育”，一字之差，本身已說明這其中隱含有某種政治目的。所以早在去年已經有人擔心這一字之改，是否意味著“洗腦”。但當時像《中國模式》這類“樣板”尚未出現，故反對者亦無具體證據來反對這一字的改動。現在“樣板”出來了，人們還能沉默嗎？

第二，香港50歲以上的人都見識了在思想一統的情況下國家出現過的災難（超過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被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稱為20世紀人類經歷的四大災難之一）。我們也從香港1967年暴動中，見證了“盲目愛國”的禍害。正是因為我們看到這些災難，再對照《中國模式》的虛假論述，才被迫出來反對所謂的“國民教育”。

第三，回歸後香港政治上受中共支配，而中共是實行“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的特色是一切以“黨的利益至上”，包括人民的意識形態，都要符合黨的利益。香港實行“國民教育”，當然也得符合中共的意識形態，《中國模式》之所以可惡，就是系統地把中共的意識形態植入香港的中、小學，讓“黨即是國”、“愛國等同愛黨”的歪理肆意毒害學子。這是我們無法接受的。

如果結合這些政治背景來看，再看看《中國模式》的論述，則我們無法像很多大教授、大學者般，“不食人間煙火”地說：“國民教育”本身不是問題。

事實上，中共1976年之前，從來都不提“愛國主義”，也沒有推動過國民教育。中共提倡“愛國主義”，提倡“國民教育”，也是1994年以後的事。如果我們清晰地看到中共在大陸和香港推動國民教育的真正目的和動機，就能夠更加堅定地反對現在擬進行的所謂“國民教育”。

在中共的意識形態裏，本來是沒有“愛國”這回事的，因為共產黨人相信“工人無祖國”（見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中共的成立，從思想到組織，都是作為第二國際在中國的支部，要把無產階級革命推向中國、並以中國為基地，推向全亞洲。這是以蘇聯為首的第二國際的目的和任務，蘇共美其名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實質就是通過培植各國的共產黨，推翻本國的政府，改而建立親蘇聯的傀儡政權。對於中共來說，《國際歌》裏的“因特納雄耐爾”（國際主義）才是他們的理想。所以中共長期以來都沒有提倡“愛國主義”，也沒有推行“國民教育”。

中共什麼時候才開始推動“愛國主義”和“國民教育”？從1994年開始。1994年八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宣傳部擬定了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要全國“認真貫徹執行”。

為什麼中共在1994年會提倡“愛國主義”？我們不妨再往前推到1991年。1991年蘇聯崩潰，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這對仍然堅持“一黨專政”這種模式的中共來說是很大的震撼和威脅。當時，以胡錦濤為首的團派以《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的名義，寫了一份報告給中央，題為：《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它指出：

“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二是毛澤東宣導的“山溝溝裏的馬列主義”。。。。面對蘇聯劇變，第一個合法性來源有喪失的危險，此刻如果我們一味堅持過份僵硬的意識形態，其結果反會使激進主義顯得合理，加劇右派奪權，失去普通群眾的支持。。。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對第二個合法性來源進行創造性的再解釋。這種解釋，其側重點應放在馬列主義與中國特色的結合上，應放在對中國基本國情的再解釋上”。

至於如何說服中國人民繼續接受共產黨的統治？報告建議，以下列這個說詞來說服大家：

“中國的大國窮國特徵，中國的人口眾多、資源相對緊缺的特徵，中國百年分裂、倍受外強欺侮的特徵，決定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我們目前說服人民的最有效辦法”。

在蘇聯崩潰後，如何面對全球民主化的趨勢呢？報告提出：

“在反對“和平演變”的戰略中，應重點突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強化人民國家民族利益的觀點。我們必須現實地承認過去的意識形態至少在相當一部分群眾中號召力已經很低，強化老式的意識形態教育往往引發的是逆反心理；同時，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和愛國主義又僅具有一般意義上的說服力；而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在今天這個時代，恰恰能夠為普通群眾提供倫理層面和精神層面的終極價值皈依”。

從以上可以看到，中共之所以提倡“愛國主義”，完全是為了延續其“一黨專政”的統治，而不是要真心彰顯中國文化。它是要塑造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來取代被人民唾棄的馬列主義（即上文所引的話：“我們必須現實地承認過去的意識形態至少在相當一部分群眾中號召力已經很低，強化老式的意識形態教育往往引發的是逆反心理”）。它形容這種意識形態，“它是社會主義，傳統文化，愛國主義和現代化諸種精神文明的有機結合”，又說：“在這面旗幟下，黨內黨外、海內海外的廣大優秀分子可以結合成最為廣泛的統一戰線”。

對於中共為延續其“一黨專政”而推行的“愛國主義”教育，與其叫“愛國教育”，毋寧叫“愛黨教育”。事實上1994年通過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就把“愛國主義”等同“社會主義”。它是這樣說：“愛國主義教育必須突出時代特徵。。。。在當代中國，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致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新時期愛國主義的主題”。既然愛國主義等同社會主義，那麼當然就要服從中共的領導了。

《中國模式》裏很多的論述，就是反映了中共上述的種種見解，稱之為“愛國教育”，簡直不知所謂，稱之為“愛黨教育”則極之貼切。

明白了中共自從1994年以來大力推動“愛國主義教育”後，我們還能不能不加區別的說：以提倡“愛國主義”為目的的“國民教育”沒有錯？

原文: 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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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岸然: 港人絕無愛國責任

香港人絕無愛國的責任，年輕人自然也沒有接受「認識中國、培養愛國情懷的國民教育」的責任，因為香港人絕不等同中國人。

大家打開香港或是澳門的《基本法》一看，便知香港人與澳門人在憲制上的定義是居民而非國民，這是兩個絕對不同、可以清楚區分開來的觀念。

這是為何筆者與別不同、可從基本謬誤上反對推行任何「國民教育」的原因。

筆者絕對沒有鼓吹中國人不愛國，但在香港人理所當然不等同中國人的前提下，要在香港教育制度之內加插國民教育，會在年輕人之間製造族群分化，這完全違反社會和諧的前提。京官想在香港推行這一政策，極為愚蠢。

港人愛港已經足夠

古往今來的專制政體能否保持開明，視乎專政體制之內能否有下情上達的途徑，還是上位者有了決定之後，下面對錯照跟；不幸的是，在國民教育這一議題之上，香港的建制派選擇「對錯照跟」的不負責任決定。

在這一情況下，能阻止專政者走上錯誤道路的，只有人民。亦所以，肯在本月29 日走上街頭、反對國民教育的香港人，才是真正愛國的香港人。

梁振英與民建聯的頭頭沒有旗幟鮮明地反對中央錯誤的政策，是置個人權位的利益於國家利益之上的自私行為，亦是不愛國的行為。

本欄〈港人非國民何須搞「教育」〉（去年5 月25 日）和〈香港人當然不等於中國人〉（今年1 月4 日）兩文，筆者已經詳細解釋「香港人並不等同中國人」的法律理據，未見有任何中國法律學者能夠作任何反駁，因為這是不爭的事實，亦是起草《基本法》時的原意。鄧小平沒有要求港人愛國，香港人只須愛香港便已足夠，香港人能令香港繁榮進步，政治開明，甚而走向民主，就是對中國最大的貢獻。

可惜，世上任何官僚系統之中，總有一些為了證明自己的重要而興風作浪的低質素人物， 「二十三條」如是、硬搞國民教育亦如是，香港人為己為人為國家，有必要站起來反抗國民洗腦的教育政策。

為己，是指八成中國籍香港人，大多數人的下一代既不出外留學，起來拒絕黨八股對年輕人的洗腦，是為下一代想。為人，是為非中國籍的香港人。香港人，包括英美澳加在港定居的白人，包括印巴裔和南亞裔的人，包括東南亞、星馬泰印在港華僑的第二代華人，還包括八十年代因回歸問題的大量移民而回流香港的下一代人。

2006 年人口統計的資料顯示，非華人的外籍港人已經佔人口百分之八，總數非中國籍但是香港人的下一代，恐怕已高達百分之十五至二十。香港政府在中央的指示下，是否都希望逼這些年輕一代入讀國際學校？世上所有多族裔的國家，都極力希望不同族群能團結一起，焉有人蠢到自己製造內外有別的分化？

愛國港人已經太多

香港有別於國內城市的珍貴之處是，香港本身就是一個國際城市、國際地區，是國際社會的一員，有多元文化和語言，有國際級數的專上教育。從教育的基礎上推行國民教育，結果是要令香港數十年後與大陸的主要城市同質化，想出這個政策並執意推行的人，是誤國的領導人。

香港人關心「六四」、關心李旺陽，經常以井水犯河水並視為理所當然，已經證明華裔的香港人十分愛國，港人在反共之餘，對這種關心國是的情懷倒是十分自豪的（城邦論者陳雲除外），亦視為理所當然，這已經十分足夠；在專政者看來，港人愛國不是太少，而是已經太多。中共想推行的，是藉愛國之名推行愛黨的教育而已，簡單地說，這個構想從一開始就是不自量力，自找麻煩。

洗腦目的已經明言

對崇尚法治的香港人而言，極不喜歡國內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那套弄虛作假的作風，不喜歡時，會拒絕接受，這是原則問題。據《基本法》承諾，香港的教育政策是香港人自治範圍之內的事，香港人只要站出來，清楚地拒絕接受，憲政上特區政府就只應收回，別無他選，因為這是港人治港的原則所在。

梁振英一直避而不談，因為他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很高，知道矛盾所在，只是已經承諾中央，不能不硬推而已。可惜，吳克儉與羅范椒芬全無水平，恐怕無法幫特首軟銷這一政策，兩人皆聲稱國民教育不會是洗腦教育；但明明去年5 月中聯辦的郝鐵川部長早已明言愛國教育就是洗腦，就是「活腦」的教育。到這一刻，還想誤導港人，企圖蒙混過關，把政策造成既成事實，港人又焉會這樣容易受騙！

筆者除了在這裏呼籲港人周日要上街反國民教育之外，亦要率直地表達我對教師、代表八萬教師卻長年累月遭到政黨騎劫的「教協」的極度失望。筆者去年已經呼籲教協、特別是張文光要有所行動，但政客根本又在上演表面反對、實質讓它在反對聲中順利通過的把戲；不盡力已屬可恥，還要藉事件抽取政治本錢。

結果是，由八萬名教師組織的教協在四十名中學生面前變了道德的侏儒。教協呼籲教師簽什麼「良心憲章」，拒絕授課，這算是什麼的良心？學校當然可以外判這科予校外教學團體授課，教師到時置身事外，坐視學生受害，這就算有良心嗎？

這根本是道德侏儒中的侏儒！

原文：信報
http://wongonyin.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3661983

王岸然: 港人非國民何須搞「教育」

我們的社會精英在評論國是港事之時，經常在遭受誤導的謬誤情況下，以錯誤的基礎討論錯誤的議題，從而推論出錯誤或是謬誤的結論。

政府近期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的諮詢文件，人人皆以為影響深遠，於是抱持抗拒的心態和反對的立場，從這個基礎上，堆砌出這樣那樣的理由，這些理由皆是技術性——例如在現有又繁又多又新的課程內再加國民教育，還要一兩年後全面推行，學校沒有資源，學生沒有時間，教師又吃不消，云云。

另一反對理由則全城同意，就是不要為年輕一代進行洗腦工程。這個論說經中聯辦郝鐵川部長在網上發表幾句偉論後，便已成結論；管你包裝為「活腦」，還是一如西方國家的愛國洗腦。

我倒替泛民政客、特別是張文光高興了，這事件完全可以包裝為教育界的「二十三條」。有什麼政策比教條灌輸更違反普世的教育理念？

要放棄教協照顧而出戰直選的張文光，今次要好好把握議題搞作了。

香港人不一定是中國人

筆者所指的最大謬誤，是港人根本不應接受任何形式的愛國教育，因為港人的身份不等同中國人，港人也不一定是中國人，請問中港政府有何政治上、憲法上或是道德上的理由，要求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之內強加愛國（中國）教育？

整件事的源頭，幾乎可以猜到是來自北京對港事務官員的構想；港府則由上而下只是心不甘、情不願地提出諮詢文件，反正有建制派在，立法會要在「原則上」同意這份諮詢文件的「精神」不難，泛民政客也不敢在原則上反對愛國吧？泛民主流今天根本是在爭取愛國的光環。

這是資深評論員如筆者，才知道謬誤之所在、謬誤之嚴重性，因為筆者早於八十年代《基本法》的草擬過程中，已在本報發表過評論；我曾經多次指摘草委不愛國，中共也不愛國，因為《基本法》的草擬文件中，並無要求港人愛國及進行愛國教育。

今天的京官恐怕年紀輕，不大了解當年往事。當年筆者批評主管《基本法》的草委和官員不愛國，無人能夠反駁，因為那是事實。今天的京官，莫名其妙地提出要香港推行愛國教育的想法，則是不明白一國兩制的根本精神所在。

郝部長身為法律學者，絕對沒有講錯，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會將愛國教育寫入憲法作為一項國策，教育官員必須執行。中國憲法之中列明， 「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教育」（第24 條）；中華民國的憲法亦有愛國教育的條文，幾乎所有成文憲法的國家都有要推行愛國教育的憲法要求，這是基本國策所在。

不過，香港和澳門的《基本法》，並無要推行愛國教育的條文。

中國憲法並不引用於港澳，這是眾所周知的。筆者不想說京官今天是違反《基本法》，只想說你們根本不理解《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精神所在。鄧小平時代的國策，並不重視香港人回歸之後的國民身份，香港人不須回歸當國民，只須繼續當港人。

請翻開《基本法》看看，港人只有「居民」的觀念，這觀念與「中國公民」並存，但沒有「國民」的寫法；沒有國民，請問為何要搞國民教育？這就已經違反了《基本法》只想談「居民」、不想談「國民」的精神了。

鄧小平是實用主義者，當年輕鬆簡單就放開了偉大強國的子民必須愛國的要求，香港人只須繼續愛香港，以香港人為榮就皆大歡喜。

今天的京官則好大喜功，結合香港一些販賣愛國的投機人物，於是重提寫《基本法》時對愛國教育的故意忽略。只是，有想清楚利益關係乎？有認識清楚歷史與現實的各項情況嗎？

為年輕人製造分化

香港的現實是，有相當重要的少數人不是中國人，只是香港居民。筆者一時沒有具體數字，香港有多少人曾經移民而回流，數十萬人總有吧，這些人及其子女，就算在港出生，已經不具有中國籍；香港的「外國人」是很多的，絕不單是白人，而是包括據中國《國籍法》之下的華人——包括在港不少星、馬、泰、印尼及其他東南亞華人，以及他們在港出生的下一代。

周恩來早於1955 年的「萬隆會議」已對華僑表明，他們已經不再是中國人，他們的子女也不是。1982 年的《國籍法》不容雙重國籍，這些早已移民香港的華人的下一代，從來只有香港居民的身份，沒有中國人的身份。

移民者、華僑、歐洲人和南亞裔人的子女，據香港適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皆不是中國國民，而只是香港居民，那為何他們要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下接受國民教育？如果要安排豁免制度（不得不作此安排），則會在年輕人之間造成分化——你們是外國人，所以沒資格接受國民教育，你們這些外人理應少理港事國是；還是，我身為高級華人，不須如你們受這些奴化教育？

香港人就是香港人，不分中外，不理是否沒有中國籍的華僑，大家一同關心香港，參與香港的社會建設和政治，不是很好嗎？誰人要搞分化！

原文：信報
http://wongonyin.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303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