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教育與藝術文化
時事評論 張五常
信報 2012.11.06
不少讀者要求我發表關於香港吵得熱鬧的「國民教育」的意見，但涉及政治我天生有抗拒感。後來知道一位歷來不上街的朋友也跑到街上去，我好奇地叫另一位朋友傳些資料給我看。傳了三次，內容次次不同。看資料發表的日期，感覺上香港政府是「軟化」了，彷彿悔不當初。
聽說黎老弟智英在電台大呼「洗腦」。當然不止他一個人這樣說。舉他為首只不過要在這裡跟他過癮幾句。是的，我認為智英老弟最近撤出台灣撤得相當瀟灑：賺了他們的錢，順便借題發揮，把那裡的政治斬了一刀。是金庸沒有寫過的無影刀法，而用的刀看來是「楊志賣刀」的那一把。不知智英老弟今天是否還在高舉台灣的「民主」政制呢？
國民教育應從中國文化入手
香港的故事變得有點天方夜譚了。香港人的腦子怎麼可以「洗」的？成年人要不是滿腦馬經雀局，就是樓價股市，當然還要人浮於事，想着子女的前途要哭出來。莘莘學子呢？除了一小撮家境富裕的，居住環境家嘈屋閉，電視、雀局，加上電子遊戲的聲浪，天旋地轉，洗腦不知要怎樣入手才對。昔日的文化大革命有機會給青年們洗腦，因為他們沒有其他有趣的玩意。
我佩服香港的學子們。二十年前在港大跟一位好學生傾談，她說居住的單位有四百平方英尺，只住六個人，在同學中算是較好的了。可惜電視常開，雀局常在，她和弟弟要戴上耳塞才能溫習功課。這次聽到洗腦的言論，我想到自己教過的無數學生，認為他們的腦子玉皇大帝也洗不了。香港的同學的興趣只是娛樂與可以增加將來收入的知識，其他的打針也打不進去。
我不反對胡錦濤先生二○○七年說香港「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但胡先生不可能提供細節，就是有提及只能考慮，可以不管。同樣，中聯辦有什麼建議應該考慮，但只是考慮，怎樣辦他們管不着。香港的教育局顯然滿是自作聰明的人。我讀到的不知是真是假的國民教育課程指引理念肉麻，內容空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設計這些課程的人不會希望自己的子女學習那些東西吧。
「愛國」一詞不應該直解。如果直解，我這輩子經歷過的中國，大部分的日子絕不可愛。然而，偏偏就是我這輩子的人，經歷過中日之戰與國共之爭的，對中國的孩子格外關心，願意為他們付出代價。這是經濟學鼻祖斯密的第一本論著——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分析使然，非愛國也。
我沒有理由希望今天的學子去經歷老人家經歷過的苦難，但想到六十多年前香港的同學的中語文字水平比今天的高出很多，一般可用古文下筆，有些懂得填詞，而今天還活着的對中國的歸屬感很一致。我因而想到國民教育應該從中國的文化入手。
國民教育是一個非常廣泛的話題，其中最正確的定義是「認識中國」。認識中國有多方面的闡釋，而我認為對香港學子的學問與生計最有幫助的是教中國的藝術文化了。考慮如下幾點吧。
文化知識有利找工作
（一）中國的藝術文化是真學問，在中、小學而言——即是在非職業性的課程中——沒有哪項科目能比傳統文化的認識能對學子長大後的職業前途更重要。不管孩子長大後的職業是什麼，在生計上對中國的文化有認識是大着數，何況那是非常有趣的學問。
四十年前，後來成為戴卓爾夫人的顧問的A. Walters到我西雅圖的家作客，進門後看到壁爐上放着一隻青花碟子，立刻說：「這是康熙時期的真品，值錢，要放在安全的地方。」後來知道此君對多種文化有研究，而朋友說那是他在經濟學之外的重要本錢，使他在職位上到處有人招手。經濟百科全書New Palgrave關於弗里德曼那項是此君寫的，同學們要拜讀，看看人家的學問變化。學問要學出變化，最容易是從藝術文化入手。所有藝術都重視變化，而從文化的角度投入是學變化的首選過程了。
不是說笑，一個青年長大後到市場找工作，應對時能表達一點文化知識是佔了很大的便宜。理由明顯：日常的社會交際，嚴謹的學術不管用，體育、娛樂等話題免不了平庸，但文化的知識表達容易遇到同好，可以投入地傾談，也顯得自己好於學。
（二）中、西雙方的文化截然不同，二者都是人類的驕傲，同學們都要學，問題是中國的文化比西方的難學很多，所以最好從小學學起。
西方的藝術文化主要起自達芬奇。只不過五百年前，但光芒不可方物，其變化有着明顯的節奏，比起中國的是遠為容易欣賞了。一個高中學生可以在兩分鐘之內衷心欣賞莫奈的蓮塘，兩天對莫札特的音樂着了迷。塞尚與巴哈遠為困難，但用不上兩個月的工夫。
要體會中國的藝術是遠為困難了。我是個石章專家，但篆刻藝術要怎樣品評我今天還不懂。書法我要經過幾位大師指導，遍讀前人的書法論著，才懂得欣賞。國畫我不懂八大；其實中國古代的國畫大師我沒有一個真的懂，只是見到北宋范寬的《谿山行旅》懂得站起來。此站也，不是因為懂，而是發現荷蘭倫勃朗的震撼西方的構圖哲學范寬早就用得精妙。後者比前者早生約六百年。瓷器我懂徽宗、懂雍正，但不懂乾隆。漢玉雕難懂，而石上如果刻着大篆十個字我八個不認識！壽山石雕可能是唯一易懂的中國文化：不難看出康熙時期的楊玉璇與乾隆時期的周尚均是天才，而我引以為傲的是一個大發現：晚清與民國時期的林清卿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偉大雕塑家。以刀作畫，林公的藝術與技術超越了倫勃朗震撼西方的銅版蝕刻——絕對是，可惜有機會欣賞的人很少。中國的文字藝術也比較易懂，但推到魏、晉之前就比較麻煩了。
用繁體字，簡體不必
中國的傳統藝術一律有深度，學懂了一般有趣，也給炎黃子孫帶來震撼：真的嗎，這些是我們的以往嗎？這樣一來，歸屬感油然而生，而這就是國民教育的最高境界了。
中國的藝術文化難學，主要是因為重要的發展起於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戰國，其後的變化多而微小，一點一點地加上去，不像西方藝術那樣有明顯的派別風格轉變。中國的藝術沒有西方那麼奪目，但純而厚，耐人尋味。二者趣味皆高，但中國的要多花時間跟進才能領會，所以中國的文化要從小學起。
我很欣賞上海某小學，規定幾歲的小朋友每星期背誦唐詩兩首，其後轉到宋詞與古文去。我認為香港的學生從小一起要學習用毛筆寫字，小小的時間投資將來的回報很高：懂得用毛筆容易學書法，也容易學國畫。最近雷鼎鳴發表文章，主張學簡體，放棄繁體。這不對，因為簡體不能寫書法：楷書可以，行書很難，而重要的草書是不可能的了。孫過庭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意思是說寫草書，筆鋒轉差了一點就不是字。繁體字的草寫有轉彎的規格，轉與不轉由君選擇，但簡體沒有這個選擇，近於凡轉必錯。除了寫書法，繁體要學，因為懂繁體不需要學簡體——我從來沒有學過簡體，但閱讀上半點困難也沒有。倒轉過來，我不懂得寫簡體字，但不需要懂，因為不懂得寫繁體的內地青年多半懂得讀，羨慕我這個懂得寫繁體的人。再者，不管是古時還是今天，國畫上題字一律用繁體——十多年前一位國畫大師不小心在畫上用了兩個簡體字，該畫之價大跌。看來國畫會繼續用繁體題字，直到永遠，正如印章用篆書幾千年不改，觀者讀不出只能嘆自己的學問不足矣。香港的小朋友們不要中雷公公之計，小小的投資學繁體，長大後可以表演一番——今天的香港還在教繁體是學子們的大幸。
還要指出孫過庭跟着說的一句：「真虧點劃，猶可記文。」翻進這裡的內容，是說：寫不是草書的繁體字，寫錯了筆劃無傷大雅。這些是中國書法藝術的文化，既有深度，也過癮。如果我有權話事，我會規定香港的中學生在畢業之前要背得出長達幾千字的孫過庭《書譜》的整篇。那是一篇文采煥然、擲地有聲、藝術哲理來去縱橫的精彩文章，花幾天背熟，再花幾天解通，學子的終生享用其妙無窮也。
干擾源自下面自作聰明
（三）最後要說的是文化教育課程的編排。這裡香港的專家可能不夠多，但內地是愈來愈多了。選出約九項題材吧：國畫、書法、文字、陶瓷、石雕、音樂（尤其是古琴）、青銅、哲理（尤其是孔子）、金銀器。然後每項到內地找兩至三位專家寫報告，說明是中、小學用的，也說明要有示範照片或圖片，加上要提供參考讀物。二萬港元一份報告可以買到很好的。拿得這些資料，再在香港找中學老師重寫及編輯，要說明資料的來源，中學與小學要有不同的水平，而老師們讀了參考讀物就可以教。
回頭說北京上頭的指示與下面的自作聰明，我是過來人，被下面封殺過無數次，有三本書整本罵我一個人，也有些大名鼎鼎的大學約了我講話但臨時取締。我認為這些不幸全部起於下面的自作聰明，與中宣部毫無關係。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後不久，我跟香港新華社的一位朋友說得清楚：「你們要我不寫評論中國的文章可以，只說一句就成。你們要我寫這種文章也可以，但不能教我怎樣寫，因為我不會寫自己不相信的。」從那時到今天的三十年，北京的朋友沒有干擾過我。唯一的「干擾」是沒有經我同意複製了幾千本我在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屬盜版，說明是「內部閱讀」的。我高興！
下面的干擾則無數。最明顯的例子是二○○八年為科斯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內地一家刊物見到，要整篇長文刋登。我說可以，但一個字也不能改。他們同意了，但跟着來郵，建議修改三十多處，而大罵新勞動法的後記不能刋登。我回郵說：「你們改一個字我會法律起訴。」後來北京出版該文的中、英二語全文，一個字也沒有改。北京根本不管！
我敢跟任何人打賭，如果寄一篇寫得好的內容有點敏感的文章給十家內地的刊物，要求發表，他們回應需要刪改的地方十家各各不同！這是各有各自作聰明的證據。
不需猜測北京要什麼
最麻煩是capitalist這個字。一九八二年我在英國發表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這個書名不是我起的，據說是戴卓爾夫人的辦公室的要求。我反對，但他們堅持，我依他們的。這裡capitalist不能譯作「資本家」，要譯作「資本主義」，書名因而譯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為這個書名我在內地到處碰壁，顯示着自作聰明的人可以很一致！不幸，為了這個書名我的《英語論文選》要推遲兩年才能在北京出版。偉大天才不知何解也：該書名早些時在北京出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的中、英二語一書內出現過八次。
現在輪到科斯碰壁了。他和助手王寧為我的Will China Go Capitalist？寫了一本厚很多的續集，題為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翻了成中文，要在北京出版，但又是因為capitalist這個字過不了關！該書讚賞中國的成就，而capitalist這個字在西方只有馬克思的傳統有負面意識。其實當年英國的要求是問：中國會真的改革嗎？但reform一詞在西方很老土，很俗套，老生常談得太多了：歷史上無數的改革皆慘淡收場。Go Capitalist有點別開生面，會叫讀者的精神抖擻起來。
國民教育，如果能闡釋為有市場價值的學問，我們沒有理由反對。上屆的曾特首與今天的梁特首不需要猜測北京要的是些什麼。另一方面，我認為今天內地的中、小學的思想教育（稱政治課），也應該轉向老人家在本文提出的範疇走。若如是，上蒼有知，假以時日，中國每年的實質國民收入增加要以億萬計矣！何樂不為哉？
文中小題為信報所加
原文：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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