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就全城關注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下稱「國教科」）獨立成科，以至近日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都曾經三番四次地重申一種說法，就是政策推行並非今天之事，政府在過去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諮詢和研究工作，期間亦沒有遇到任何反對，反而處處聽到支持之聲。因此，這個常常叫人不要將事件政治化的政府，卻率先將事件政治化，並將矛頭指向一些別有用心的政黨、政客或者社運份子，諉過於人。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上述語言「偽」術當然是為了轉移視線，以圖淡化官民之間的矛盾，用「已做了很長時間的諮詢」和「香港長遠利益」作檔箭牌，顛倒是非黑白。明明是廣大市民反對國教科，卻說成是一小撮人從中作梗，破壞社會發展安寧。如此陰謀市民和分化市民的做法，最終只會適得其反。暗設網羅者，到頭來丟在自己所設的網羅中。與民為敵，出賣市民，怎說都不是文明社會所應取的管治王道。
在過去兩個月，我作為沙田呂明才小學的家長，對上述的說法如何在學校的層面運作，眼界大開。同一番說話，出自於一個特首、政務司司長、教育局局長，與出自於一個呂小校長，其中含意想像不同，卻又殊途同歸。當坊間風風火火地反國教科，我起初滿以為一張「唔好搞我個仔」的直幡，在遊行隊伍中飄揚，已能清楚準確地道出了廣大家長走出來反對國民教育的心聲。但大遊行、集會和政總以外及以後，反國教的深耕細作又是另一真章的展現，有說那是陣地戰實不為過。
呂小家長反國教進程：
踏入八月份，反對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發起了一人一信的行動，家長們可以去信或電郵予校方，查詢校方會否在九月份開辦國教科。當時正值暑假，校方大條理由拖延回覆。但怎拖也得給家長有個交代。校方於是在八月廿一日，以電郵回覆了查詢的家長，將一份會於九月開學日派發的通告事先張揚作回應。通告內容指出，沙田浸信會呂明才小學（下稱「呂小」）將會於九月開學時，便會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此一消息令活在反國教浪潮中心情大起大落的家長們十分憤怒，不理解何以校方甘冒社會之大不韙，仍一意孤行推行國教科。
這封回條不消多說，自然很快便在網絡上流傳。之後數天，呂小便成為媒體報導追訪的紅星。作為家長的我，雖知學校一直走在政府教育政策的最前端，樣樣都要快人一步理想達到。而光從校內樓梯間掛滿各政府要員到訪，甚至溫家寶總理也跟校長握手的照片來看，這理想一直都充分地體現。所以我跟別的家長都大概猜測呂小紅星，早已自動染紅了。再加上後來有校友查證，校長原來是當區委任區議員，這就更加深了外界包括家長猜想校方與政府之間存著不可告人的政治合謀。陰謀論從此高唱入雲。
九月三日，正式的開學日。許多家長專程來到學校門外，為要看個究竟。傳媒也早早到來，守足全日。當天除了校友關注組和反對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成員外，我碰上了主要的呂小持份者——子女正在學的家長們。這些家長和其子女可堪稱為國教科推行下的苦主，他們自發地列印聯署表格，在校門外搜集家長簽名，訴求簡單不過，就是要求校方儘快召開全校家長會，交待推行國教科的來龍去脈。短短半小時便收集到一百三十多個聯署，並於翌日呈交校方。但這百多位家長的心聲，沒有獲得預期即時的回應。在苦等了整個八月份後仍要再等與校方公開直接的會面對話，家長們自然氣上心頭，對校方處理方法十分不滿。在另一邊的政府總部，由學民思潮發動的佔領行動也開始了四天。一天比一天多人聚集，情緒和意志一天比一天高漲。
群眾的集體行動力真不容輕看，來到九月四日，呂小校方突然召開記者會，向傳媒公開國教科課程，解釋呂小並沒有進行洗腦教育，辦學團體的總幹事也現身其中，最後在不大曉得底蘊下，向大眾好像道出了含糊的「暫緩」二字。再過一天，校方透過學生向家長發放了一張小便條，通報原定於星期五第一堂開展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將會以過去的公民教育科暫代之。這時，家長看來還像被視作局外人，要迂迴地經過傳媒，以及一張便條來繼續揣測校方就國教科的安排。
有趣的事情發生了。同日晚上，那位呂小辦學團體浸信會聯合會的總幹事徐牧師，居然在同屬該會的退休牧師朱耀明的陪同下現身政總。我們有不少家長與許多市民一樣，早上上班，下班便到政總集會，一同與反國教運動的市民，經歷與政府角力下變幻的日子。那位總幹事上台準備說話時，大家都屏息靜氣，期待他就呂小開展國教科一事說出一個清楚的「撤」字。但他卻支吾以對，並說了一番仿似帶人遊花園的閒話，就連早上跟傳媒說過呂小會考慮暫緩國教科的說法也吐不出來。他只是重申現在的呂小其實一直本著基督教精神推動德育教育，故此現在計劃推行的國教科，不是政府被形容的洗腦科。總幹事如此說法當然充分反映了他對甚麼是國教科，與及與國教科有關的爭議問題毫無所知。現場群情洶湧，總幹事好像時空錯誤地置身其中一樣。在旁的朱耀明牧師急急來為他解圍，連連的喊「撤」。最後總幹事在面子與形勢下，以個人意見形式表達要全面撤回國教科的立場，並指出會努力在聯會及呂小內推行撤科。
經過了信息混亂與荒誕的兩三天，家長們逼不得已需進一步地組織起來，互通資訊，希望獲得官方及民間任何關於推動國教科的消息，及強烈要求撤科。事態來到九月七日，校方才在校內內聯網，正式公布跟隨辦學團體的指引，暫緩一年推動國教科。我為到之前好像是聯會與校方之間那籠裏雞作反感到可笑。是否因為總幹事在眾目睽睽下脫口而出了未經討論下的「暫緩」，才最終令事件獲得如此意想不到的結果呢？但無論理由如何，就是來到公布暫緩國教科的那天，家長在開學日聯署希望召開全校家長會的要求，仍未有落實舉行的回應。不過，我們真的認識到市民集體的力量，才是推動改變的關鍵。
一直要等到九月十四日，才經由家教會召開了全校家長會。有關這個家長會召開前，家教會此地無銀要求出席家長簽署同意不可攝影、不可錄音及參與家長必須在經過用證件核實身份後方可內進參與的安排，均令不少家長與及公眾憤怒，感到無理之餘，也感到互信破產。但一班家長們仍然希望把握這次機會，聆聽和交流討論呂小推行國教科的考慮及意見。結果是，全場只是有家教會會長、校監、校長、副校長和辦學團體代表講話，與及選擇性地回應出席家長們的字條發問，家長光聽沒交流地呆坐一個半小時後散會。如此形式化的家長會，沉悶和校方自我保護的程度，遠遠較政府召開的公眾諮詢會更不堪。但不堪還不堪，個半小時的發言，校長總算道出了呂小推國教的原因。從她口中，我聽到了之前在政總公民廣場上聯會總幹事的那段帶人遊花園的閒話再次清晰演繹。校長就國教科的想法，其實不像外界所猜想那種簡單不過的為政權服務而已。她說，其實當初教育局推出課程指引時，便邀請了呂小參與分享會。會後，校長跟老師開會商議，認為國教科課程指引不難辦到，因為課程中所要求的德育部份學校一直有做，加上自回歸後全港也推行的國情教育，也不見得與校方現有的存在很大的差別，而最重要的是，愈早推行課程，便能愈早獲得政府的資源津貼，大有著數。校長說到這裏，我便如夢初醒，了解到校方與教育局在推行國教科時的相互關係是如何起作用的。其中連接點便是那由上而下發放的資助。
教改和校本條例自回歸後不斷削弱辦學團體對學校的管治權力，而學校的運作，亦在政府欠缺長遠的教育政策而變得短視，被逼投入市場競爭的桎梏中。學校為了生存，往往要想出千方百計提昇自己，改善設施，確保評核過關之餘，亦要催谷學生考獲優良成績。在這，問題便來了，學校如何找尋資源來滿足競爭時的所需？其中一個方法，不就是從政府或各項的教育基金中取得嗎？如今，政府在推國教科時，毋須審查，二話不說便每所學校派發五十三萬大元。這筆可觀的津貼，除國民教育科外，校方還可以以千百萬相關理由來運用和轉化之。校長若說呂小一直以來都在推行與國教科沒甚差異的教育內容，現在只須稍稍調節便能輕易取得五十三萬的津貼來用，如意算盤打得響亮，若非有廣大的社會壓力，可想而知，水到渠成，必能成全。
由是觀之，呂小校長與及認同推行國教科的人，應該不會承認和接受國教科是洗腦教育，因為洗腦與否早已在他們辦學時的考慮中被剔出來，尤有甚者，學校的管理者可能在回歸以來大量的國情教育或愛國教育洪流中，漸漸被洗去對清泉的想像，久而久之，一切便變得理所當然，他們也缺乏了對其中內容之反省能力。這就好像一個城市過慣了以發展主義為名的生活時，對發展主義那種非必然性與及所產生的暴力已沒有批判的能力一樣。無怪乎家長們在竭力檢視各科教材時，不斷發現到許多被稱為「染紅了」的內容成份！這真的不是一天煉成，而是經年累月的潛而默化。
一次國教科的社會運動，將一種政治經濟學的想像重新帶回到家長的視野之中。整個香港所經驗的管治，都不全是以大石壓死蟹的模式進行，甚至也不存著宗教般對政權的赤誠效忠。因此目下的校本，其實是充滿各式各樣利益計算的複合體，也是一個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各持份者於其中的角色、位置、權力的黑箱子。當家長和學生開始積極地去介入校內大小不同的組織及決策架構時，想必會令到這個超穩定的黑箱子變得活躍起來，甚至被打開與重組。
我不會說如此變化未來必然諸事皆美，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過份簡化的思考，包括過去做著又沒有人反對的就一定是對的諸想法，以及各種二元對立的陰謀論，在進入陣地巷戰的階段後，將會不斷被實踐所質疑。如此的反國教，將過去的一切都反轉了和翻開了。那是一段我們過去輕忽了過去，唯有在跌跌碰碰中，香港公民社會才會漸漸長大，發展出一種獨立於以利益和政權為本的思考來。
註1：本文刊載於《明報》世紀版，2012年10月11日。由於刊登版面有限，所以編輯作了適度刪減，故在此張貼全文。
註2：圖片來自《星島日報》，2012年9月5日。圖中為浸聯會總幹事徐彼得牧師，站在他左邊則為朱耀明牧師。
原文: 獨立媒體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4448
